■ 陆嘉骏 邵辉 骆兴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2025年1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联合印发的《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提出，支持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和生物多样性保护。2024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印发的《关于发挥绿色金融作用 服务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提出，支持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随着顶层设计的不断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正成为绿色金融深化发展的重点方向。在这一背景下，绿色金融如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深度融合，成为浙江推进高质量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课题。
探索生态保护与金融协同发展路径
浙江是绿色金融改革创新的先行地之一，也是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探索的“试验田”。早在2004年，浙江便开始探索生态补偿机制，率先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纳入市场逻辑，并不断引入绿色金融工具进行支持。
2022年，浙江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通过健全市场化交易机制、创新绿色金融、探索多样化补偿方式，构建生态价值实现路径。同时，各地实践亮点频出。在湖州，安吉农商银行围绕竹林碳汇，打造“林权流转—碳汇收储—林地经营—平台交易—收益反哺”的全链条金融服务体系，推出竹林碳汇贷款，激活林业碳资产。杭州临安区探索“林易贷”等金融产品，支持镇、村探索生态公益林补偿收益权抵押授信模式，盘活林业资源，为村集体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杭州临平区通过协同推进金融助力生态环境保护、开展野生动物救护以及生物多样性宣传教育等方式，全面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这些实践不仅拓展了绿色金融的服务边界，也为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浙江样本。
绿色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仍存短板
尽管已取得初步成效，但绿色金融在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仍面临若干问题。
一是数据与指标体系不健全。当前缺乏全国统一的生物多样性评估数据，如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指数、特有物种丰富度等，导致金融机构难以准确识别项目生态价值，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对“生态产业”定义过于狭窄，忽视了“生物多样性产业”概念。
二是产品服务创新不足。生物多样性项目多为公益或准公益性质，存在周期长、回报慢、风险高等特点，难以吸引商业银行和社会资本充分参与，现有信贷产品普遍规模小、期限短、缺乏差异化设计。
三是金融效果难以量化。相比于温室气体排放具有明确计量单位，生物多样性保护效果往往难以通过量化指标衡量。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虽已在部分地区试点，但市场认可度仍有限，影响项目评估和融资效率。
四是企业信息披露水平偏低。虽有上市公司逐步披露生态保护相关内容，但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机制仍不健全，披露深度和广度有待提高，制约了投资者识别绿色项目的能力。
完善绿色金融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机制
为推动浙江构建绿色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长效机制，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力。
一是强化政策统筹与制度协同。由省级层面统筹绿色金融、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管理政策，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与风险联动机制，实现“生物多样性优先区—绿色金融差别化配置”联动。
二是构建空间识别与分类准入机制。依托国土空间生态红线、自然保护地数据，划定金融支持的“生物多样性敏感区”，制定信贷审慎指引和绿色投资负面清单，防范金融资源进入高生态风险区域。
三是丰富多样化绿色金融工具。鼓励发展生态收益权质押、林业碳汇贷款、生物多样性保险、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等产品。支持林票、生态补偿凭证等权益类资产标准化交易，提升金融流动性。
四是建立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估标准。推动制定浙江省生物多样性金融影响评估指引，试点开发“生物多样性绩效+融资利率”联动机制，提升金融机构识别、评估和管理相关风险的能力。
五是完善企业披露与能力建设体系。推动重点行业企业披露生物多样性管理实践，引导试点企业编制TNFD（自然相关财务信息披露）报告。加强金融从业人员生物多样性识别与评估能力培训，提升整体服务水平。
（作者分别为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省金融科技与大数据分析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