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严粒粒 通讯员 余珺
文学是折射时代风貌的镜子，也是时代土壤培育的花朵。它映照出作家的信念理想，凭借其深刻性与普遍性也极易赢得跨文化的共鸣。
郁达夫，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奠基人，在民族危亡之际毅然选择以笔为戈，最终血染他乡，用生命诠释了中国文人的铁骨铮铮。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郁达夫殉难80周年。前不久，由杭州师范大学文艺批评研究院、郁达夫研究学会、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联合主办的抗战文学暨郁达夫殉难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作家故乡杭州举行。
在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导览”下，郁达夫的精神底色、文化贡献，以及其文学实践的世界性特征逐渐明朗，也引人深思：这位“书生”为何转变成了“反法西斯文化战士”？其坚定的爱国主义信念背后，有着怎样的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基因？
抗战重塑“文人”身份
郁达夫的名字与中国新文学紧密相连。基于在中国小说领域的突出贡献，他与鲁迅并称“双峰对峙的两大家”。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研究郁达夫。他从丰富的史料中得出评价：在新文学进程的第一个十年（1917-1927）期间，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日记体文学作品《日记九种》等都是当时的畅销书，“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郁达夫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
但同时，对于郁达夫的作品，特别是小说的评价，学界一直争议较大。陈子善曾在郁达夫遇害60周年纪念会上这样讲：“他的卑己自牧、淹滞风流，被贬为‘消极’‘颓废’，在郁达夫生前身后，都如影随形陪伴着他。”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风认为，郁达夫的小说“个性非常鲜明，和其他作家区分度极高”，同时也“风格较为单一，缺乏多样性”。《沉沦》《茫茫夜》《银灰色的死》《茑萝行》……的确，细数郁达夫小说中的角色，多描写失意落魄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敏感孤独、精神苦闷、既不满社会现实又无力改变，只能在末了高呼“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正如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在《总评郁达夫和鲁迅》一文中所概括的那样：鲁迅的创作，是从“揭出病苦”“唤起疗救”的救世信念出发，而郁达夫的创作则是从献身艺术的真诚出发；鲁迅一心想做一个除旧开新的战士，而郁达夫只是一个哀哀而泣、幽幽而说的“零余者”。
但若从更长的时间尺度来看，恰恰可从郁达夫的身上窥见一代中国文人，甚至整个民族思想觉醒的过程——
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1940）、阿尔贝·加缪的《鼠疫》（1947）、普里莫·莱维的《如果这是一个人》（1947）、库尔特·冯内古特的《五号屠场》（1969）……世界文学版图上，反法西斯题材精品不一而足。
“但中国的抗战文学和其他地区的抗战文学不太一样。”杭州师范大学教授邵宁宁观察到，欧洲的抗战文学“经常仔细地看对方、看敌人”，而中国的抗战文学，尤其是十四年抗战期间的抗战文学作品大多聚焦大后方的故事，“很少有描写正面冲突，更多是在书写自己。”他将这种文学类型归纳为“自省文学”。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战争彻底粉碎了和平的幻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在邵宁宁看来，“抗战是触摸中国的过程，它塑造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促成了社会结构的改造，也重塑了‘文人’的人格。”
其实，“零余者”不只属于郁达夫。柔石《二月》中的萧涧秋、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在社会的大转型中，不少作家都创作过类似形象，以表达自我内心的矛盾与苦闷，但他们又各有各的特殊。
比如，抗战爆发后，郁达夫淡雅的名士情趣不见了，精神色彩也不再消极悲观，取而代之的是掷地有声地写下“我们这一代，应该为抗战而牺牲”。
1938年3月，郁达夫任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以战地记者身份辗转浙东、皖南抗日前线；同年末，他应报社之邀，以“客死他乡的勇气”远赴新加坡，并在1939年至1942年间发表了大量抗日和分析国内外形势的政论、杂文，极大鼓舞了抗战士气；1942年，新加坡沦陷，郁达夫化名“赵廉”流亡至苏门答腊继续从事抗日工作，暗中救助、保护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难友、爱国侨领和当地居民。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郁达夫兴奋写下“十年孤屿罗浮梦，每到春来辄忆家”，算着归期，想再看一眼故乡杭州富阳的鹳山日出，却在不久后遭到日本宪兵秘密杀害，至今骸骨埋葬地仍不知所踪。
他再也没能看到鹳山的日出。
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2014年,郁达夫入选全国首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从消极被动到积极抗争——郁达夫的转变，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血脉深处是悠远的传统
今天，郁达夫小说奖在业界声名显赫，《故都的秋》入选高中语文课本。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作家”郁达夫却是国内主流学界忽略的研究对象。
受时代因素影响，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郁达夫在文学领域的评价并不高，许多中青年读者不知郁达夫何许人也。改革开放之后，郁达夫研究才上正轨。1985年，中国迎来首次大规模纪念郁达夫的学术活动。那时，距离郁达夫逝世已40年。
郁达夫的文学价值之所以回归公允评价，根本还是在于他的创作有跨越时空的魅力。
当我们谈论文艺创作的“人民性”时，叙事视角的选择十分重要。例如，口碑极佳的《南京照相馆》以受害百姓的视角直面战争惨痛，“平民历史”引起大众普遍共鸣。
郁达夫就是一位具有“人民性”的大众文艺倡导者。以人力车夫这一“五四”新文学中独特且普遍的文学形象为例，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认为，郁达夫的《薄奠》和鲁迅的《一件小事》都突出了劳动人民对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影响：描绘了“劳动者的人性光辉”，揭示了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以及造成悲剧的社会因素。
其实，即便是在早期，郁达夫的作品也不仅局限于自我苦闷的抒发，他的文艺思想早已发生演变。除了《薄奠》，他还创作了聚焦贫民窟的《春风沉醉的晚上》，描写中国农民生活的《微雪的早晨》和《出奔》等一批以底层劳动人民为主角的作品。他身体力行着自己在《农民文艺的提倡》提到的要“亲自到农民中间去生活，将这一块新文艺上的未垦地开发出来……提倡这泥土的文艺，大地的文艺”这一思想。
“五四”新思想洗礼着郁达夫，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流淌在他的血脉深处。
学界普遍认为：郁达夫的旧体诗与散文游记水平高于他的小说创作。这些作品无不体现中国知识分子风骨，继承发扬着中国文学的传统。
比如，有学者研究，在旧体诗方面，郁达夫“九岁题诗四座惊”，一生从未停止创作，写下约600首佳作。《二十世纪诗词注评》中，郁达夫五首作品入选，与苏曼殊、柳亚子、夏承焘、俞平伯等人并列，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实际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学革命产物——白话的散文和小说——更易被接受，旧体诗一度处于尴尬又矛盾的地位。一方面，其形式是胡适所抨击的“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无法表达“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另一方面，“五四”新文学家大都从小接受传统诗文系统教育与训练，旧体诗是他们的文化基因。
“很多新文学作家写旧体诗，却不愿意承认对旧体诗的‘偏爱’。只有郁达夫并不推崇新诗，反而率性承认‘骸骨迷恋’。”武汉大学教授李遇春希望通过研究郁达夫与“新旧”文学的关系，为定位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地位提供新角度。
文化价值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所思所想。
郁达夫为什么如此坚信“中国决不会亡，抗战到底，一定胜利”，并在迅速认清日本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毒辣后讽刺指出：敌人不但不能消灭中国文化，“将来若须建设东亚新文化，使敌国上下，能受到真正文化的恩惠，这责任反而还在我们的肩上，同隋唐之际，我们去开发倭夷时的情形一样”？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孕育了我们极其丰厚的自信自立的思想底蕴——也许，这就是答案。
是作家更是文化符号
郁达夫一生曾驻足并描绘日本、“南洋”，以文写史，既深受海外文化影响，也对海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文学风格和审美不仅特色鲜明，还浓缩了中国文学“现代化”历史进程……种种因素作用下，郁达夫的海外“文”踪研究从未间断。
在英语世界里，郁达夫作品主要见于文学选本和文学史著作中。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中国文学讲席教授罗福林说，“在美国，《沉沦》是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必读作品之一”，他“基本上每年都会讲一次”。
早在1928年，郁达夫作品就有了日文译本。从“东京求学时对日本现代化的艳羡”到“在苏门答腊用日语与日军周旋时的悲怆”，被“撕裂”的郁达夫让在日本读卖电视台文化中心工作的古川由美感慨震撼。这促使她聚焦这位“文化混血者”在地理位移中的身份重构。
郁达夫的作品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出版主题、数量更多，他甚至还成为了当地华文作家作品里的人物。新加坡南洋学会学者吴星华以《沉沦》中穿插英文、德文诗文的意义，以及郁达夫汉化外国诗文的翻译策略为研究对象，试图挖掘郁达夫民族意识表达的不同方式。
纵观海外，国族、城市、性别、战争、心理学、历史学……围绕郁达夫作品，可讨论的主题太多。他们运用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等时髦理论重新阐释、解构郁达夫。广泛的国际关注，使得郁达夫研究不仅有文学学术价值，也拥有了更为深远的文化符号价值。
抗战前后，由于“南洋”特殊的地理位置，中国文人为避难、求生计而南渡，成为了当时的一种历史现象。他们多是当地教育业、报业等文化领域的“开拓者”，郁达夫就曾担任过马来西亚、新加坡多家华文报刊杂志的主编。
那时的“南洋”是“文化低落”的地方，但他鼓励当地作家们有所创新、有所特色。针对当地华侨社会文化水平低、当地青年不少来稿写作面窄、内容空洞的现状，郁达夫作了大量文学创作普及和指导性工作。为了促进交流，他常去函向国内有影响的作家邀稿，也注意国际文学文化动向，将世界文学观念引进当地文坛。
在他的指导和鼓励下，当地一批人成为抗战文学中坚力量。这也使得今天的新加坡文学和马来西亚文学，不是“边缘文学”或中国文学的“支流文学”，而是和中国文学共同组成一个多传统、多中心的华文文学世界。
纵观寰宇，古往今来，大家之所以为大家，是因为他们的贡献超越了时代的局限。郁达夫，以及一大批那个特殊时代的文人身上，蕴藏着推动着中华民族走向自强、文明走向进步的精神密码，对整个国家、民族，甚至整个人类来说，都有永恒的意义。
在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这一特殊时间节点，我们呼吁以更辽阔的时空视野重新走近郁达夫，对其人其事其作品进行全面、深入研究，不仅穿透文字肌理读懂笔墨下的灵魂底色，更循着他的人生轨迹，追寻光辉的精神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