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忠民
爷爷腿瘸，那是他当年送鸡毛信时落下的枪伤。每到胜利日，他便坐在院里的老槐树下，眯着眼睛，抚摸着伤腿，看向很远的地方。
“那时候啊，我才15岁。”爷爷声音沙哑，像秋风扫过枯叶。
那是1943年抗战最艰苦的日子，面对日军铁壁合围的封锁，爷爷这个“老交通”依然坚持战斗。
“鸡毛信可不是一般的信。”爷爷对我说，“信上插一根鸡毛是急件，两根是很急，三根就是要命的大事，就是拼了命也要送到。”
我小时候不懂事，还笑问：“为啥不用鸽子送信？多省事。”
爷爷摇摇头：“鸽子认路不认人，咱们的信，既要认路，更要认人。”
那年秋天，日军进山扫荡，爷爷接到一封插着三根鸡毛的信。
“那信薄薄的，就一张纸，可我捏在手里觉得有千斤重。”爷爷说，“队长拍着我肩膀说：‘这信关系到山里三百多人的性命，务必在天黑前送到王家峪。’”
爷爷把信塞进裤腰，揣了根红薯，又抓了把土抹在脸上，就出发了。
“一路上枪声不断。”爷爷说，“我猫着腰，专走没人走的沟渠、小道，虽然加着小心，但还是碰到了一队鬼子的巡逻兵，他们就在不到二十米远的地方过去，我趴在一块大石头后面，大气不敢出。”
最险的是过一条河。原本的石桥已经被炸断，爷爷只能泅水过河。
“水冷得刺骨，我咬着牙往对岸游。快接近岸边时，身后突然枪声大作，子弹‘嗖嗖嗖’地打在水面上，溅起老高的水花。”爷爷说，“我一个猛子扎下去，拼命潜水，肺都要憋炸了。”
信安全送到时，爷爷才发现腿上中枪了。他轻描淡写地说：“就擦破点皮，没啥大事。”
后来才知道，那封信及时传递了敌人的围剿计划，让鬼子的行动落了空，救下了整个后方医院的伤员和医护人员。
“送信回来，队长给我端来一碗热汤面，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香的面。”爷爷边说边咂嘴巴，仿佛那面的香味还在嘴边回荡。
胜利后，爷爷领到了一枚奖章，他收下后就珍藏了起来，从不佩戴。
“该获得奖章的不是我，是那些没有回来的人。”爷爷说，“隔壁村的小柱子，送信时遇上鬼子，宁死不屈，抱着鬼子跳下了山崖，那年，他才16岁……”
每到胜利日，爷爷就把当年送信的路重走一遍。后来腿脚不便了，就让我搀着他，缓慢地走上一段。
“你看这棵老松树，当年我爬上树梢躲过搜查。这块大石头后面，我歇过脚，啃过冰冷的窝窝头。”
一路上，爷爷絮絮叨叨地讲着，不像是在对我说，倒像是在和过去的自己对话。
去年，爷爷走了。整理遗物时，我发现了一个铁盒，里面装着那枚从未戴过的奖章，还有一根已经发白的鸡毛。
今年，我代替爷爷又走了一次那条路。如今的山已经变了模样，修通了公路，架起了高桥，凿穿了隧道。但站在那棵老松树下，我仿佛看见一个瘦小的少年，正机警地环顾四周，然后猫着腰快速奔突，很快湮没在大山深处。那少年怀里揣着的，不仅仅是插着鸡毛的信，更是一个民族的不屈和希望。
那根发白的鸡毛，我小心地收好。它会提醒我，也会提醒我的孩子，曾经有一个不怕死的15岁少年，为了抗战的胜利，在枪林弹雨中，不止一次地送过鸡毛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