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4件玉琮和琮式器集结杭州
这是有史以来琮最多的一次展览
“琮”新看
本报记者 马黎
9月28日，83岁的王明达去了一趟良渚博物院。这位良渚反山遗址发掘的领队，一位发现了玉琮王等多件玉琮精品的考古学家，特地和妻子赶来看展。
看的是良渚博物院新开的大展：琮谱——良渚遗址发现九十周年特展。主角只有一个：琮。
良博院有“琮谱”，玉架山考古博物馆也在同步展出良渚璧钺展。这个国庆假期你可以一次集齐良渚“三件套”——琮、钺、璧。
玉琮，在很多人眼里，是良渚最美代言。它是5000多年前良渚人的发明，作为良渚文化首创、原创的器类迅速崛起，迅猛发展。而在良渚文明社会实体崩解后，玉琮仍对后世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次的展览，不只展出良渚出土的“本琮”，还有龙山时代、商周直至宋元明清时期的演进之作——虽然后世的玉琮面貌已经和良渚人的传统完全不同。
这是一个“琮头到尾”的展览。
来自全国14个省份及海外收藏机构的124件琮与琮式器，首次同框，展期至11月29日。从良渚反山、瑶山，到四川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再到河南殷墟、八里岗遗址、应国墓地，山西晋侯墓地与清凉寺墓地等等——玉琮影响了大半个中国，这句考古人常讲的话具象了。
那天为王明达讲解的是赵晔，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也是本次展览的策展人。赵晔长期从事史前考古，参与主持了莫角山、卞家山、官井头等良渚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也曾负责良渚遗址群的系统调查。
前几天，他的同事王宁远爆料：“做良渚考古的学者大多都挖出过玉琮，赵晔老师例外。他挖出来的要不是残破的，要不是扰乱层的，据说当他退休手续办完第二天，工地上终于出土了一件。这次由他策展琮展，可谓得偿所愿。”
跟赵晔有点像的，是蒋卫东，良渚遗址管理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但他也是考古人出身，曾发掘过四个玉琮，其中最漂亮的一件，也是颠覆他认知的琮，就在本次展览中展出。
而方向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前不久为大展做了一次讲座“良渚的琮”。有一件事可以肯定——“我和大家的唯一区别，就是画琮画得比较多，画良渚玉琮，我是最多的。”他说。
接下来要讲的文化故事，我们不讲琮为何物，要来讲讲四位考古人和玉琮的故事。因为当下我们对于玉琮的读释，都来自中国现代考古学。
壹
这是有史以来最多琮的展览。
策展人赵晔做过一个详细的统计，截至2011年，国内总计出土玉琮119件；良渚文化分布区内各文物收藏机构收藏的良渚玉琮征集品（采集、收缴、捐献等）54件。
15年过去了，玉琮的数量增加不多，也就二三十件。目前有发掘单位和采集地的良渚玉琮，总数大约在200件左右。其中，寺墩3号墓出土33件，反山王陵21件，瑶山王陵16件，占了发掘品琮总数的59％。
这说明，玉琮出现的地点非常集中，它在良渚古城遗址和良渚晚期寺墩区域中心占据重要地位，普通人几乎无法拥有。
但赵晔发现了一个例外，在他办完退休手续的第二天。
2024年7月，赵晔从省考古所退休。此时，进行了四年考古的浙江海宁朱福浜遗址进入发掘尾声，这是一个反映崧泽—良渚文化时期的大型基层村落。
那天，他从133号墓的中部，起取出一件玉琮，一件完整的玉琮。它也在这次的展览中，124件中的一件，或许你都不会多看它一眼——这是一件单节琮，造型规整，刻着简化的人面纹，受沁严重，表皮大部分剥落，局部尚存玻璃光泽。
“很良渚”的一只琮，但赵晔一脸问号。
133号墓孤零零埋设在两土台之间洼地的填土中，随葬品只有12件，从陶器器形判断，这是一个良渚晚期墓，而且是个小墓，墓主人是个平民，不是贵族。但是让人意外的是，墓里居然有一件玉琮，“按理他根本就不够格拥有。这件玉琮是怎么来的？”
清理完后，赵晔又发现，咦，这玉琮怎么感觉哪里不太对？神人鼻子的纹饰很奇特，是用类似直尺刻划出来的交叉束状平行直线。
良渚玉琮的神人鼻子基本是象形的，最主要的特征是有鼻翼，总体由具象向抽象发展，最极端的鼻子只有凸块。但朱福浜出土的这只玉琮鼻饰为几何形，放眼所有良渚玉琮，都没有这样的鼻饰，是孤品。
神人兽面纹是良渚人的“国徽”，是良渚人共同信仰的logo，玉琮是它的最佳载体。良渚玉琮的规整度很高，误差都是毫米级的，非常精工。但这种纹饰，对玉料质量要求很高。到了良渚文化晚期，高级的透闪石资源匮乏，只能用铁含量很高、杂质很多的阳起石，也就是青绿色玉器，但它刻不了复杂纹饰。高等级大墓使用蛇纹石的比重开始增加，致密度远不如前者，很不适合精雕细琢。良渚人以往可以在1毫米之内细刻五六条细线，但这样的微雕工艺在原料降级下，已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这种变化可以说比‘错版’和‘粗陋’还要出格。”赵晔说，良渚晚期逐渐礼崩乐坏，导致“潦草”玉琮和不合规制的玉琮出现。
赵晔还发掘过另一件孤品，就是展览第一单元的第一件，看起来它更像是一只手镯。
它从官井头92号墓中出土，专业术语是镯式琮，但断成了三截。赵晔发现，断就断了，良渚人居然在断掉的三截头上都钻了孔，可以用线绳缀合起来，继续戴。
还有一个特征，这件琮式镯是人为切割过的——切掉了一半，下半部分没有了，上半部分还剩下一半神面的眼睛。
“但不管怎么分割，它都有神圣价值，人们会想尽办法再利用。”赵晔说。
说到再利用，这次展览的一大亮点，就是展出了四件大英博物馆藏玉琮，其中一件矮琮，在社交平台上讨论得很热烈，有人问：策展人是不是放反了？因为所有的玉琮都被雕刻为上大下小的样子，这是仰视所需的视角。所以，乾隆才闹了笑话，当年不认得神徽，把它们倒过来放。展览上，这件玉琮却是上小下大放置的，神兽的纹样也是倒置的。
赵晔笑：“这是徐天进老师特意坚决要求这样放的。”
下一句“就是让你看破疤。”
我们看到，这件玉琮的一角崩掉了，破了。但是，良渚人居然没有抛弃它，打磨以后又重新刻了纹样。赵晔特别提醒说，后补的纹样跟边上的纹样不一样，证明是两个人刻的，有先后关系。
“说明这件玉琮原来是完整的，可能在某个仪式当中不小心碰掉一块了。这么珍贵的东西，得想办法给补回去，所以打磨了以后又把它刻回去了。”
贰
说到镯式琮，蒋卫东也发掘过一件“镯子”，可以说是他考古生涯的一个“转折点”。
2001年，蒋卫东作为领队发掘了桐乡新地里遗址，137号墓出土了纺轮，墓主人是一位女性。这件玉琮出土时，就套戴在女主人的左手腕骨上。
考古人一看，有个问题可以解决了——至少在死后随葬时，玉琮明确可以作为镯来使用，这是玉琮的一个功能。
这次展览，是这件玉琮第一次从桐乡出门。赵晔很贴心，就让它套在一只“手”上，让我们一目了然——这件镯子的神人面纹饰，是朝向女主人自己的。
发掘完这个墓地，蒋卫东对玉琮的认知有了很大的改变。
137号墓除了这件玉琮之外，没有其他大的随葬品，就几件小的锥形器、玉珠，只有21件东西。蒋卫东笑，“不该出玉琮的墓葬里出了玉琮，该出玉琮的墓葬一个都没出。”他说，有些墓葬的坑很大，形制也很规范，但就是没有玉琮。
在他的认知里，玉琮是良渚文化里非常高级的代表神权的法器。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说的“玉琮时代”，把玉琮作为巫师沟通天地事神求福，也代表了巫政结合、产生特权阶级的时代。而137号墓从随葬品看，墓主人显然没有高到可以垄断神权的地位。
为什么会这样？蒋卫东仔细梳理了良渚玉琮的相关出土材料。目前，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核心分布区内，出土玉琮的有50多处遗址，分布区域很广泛。
玉琮，主要出土于各类贵族墓葬，但出土玉琮的墓葬，埋藏环境与等级，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既有反山、瑶山这样专门营建的王陵墓地，也有普安桥、新地里这样散布在普通居址旁的家族墓地，光是桐乡就有6个地点出玉琮。海宁也有好几个地点，佘墩庙等，等级也并不高。随葬品数量也相差悬殊，既有反山12号墓出土658件随葬品的，也有新地里136号墓仅出土23件的。玉琮在各个墓地和各座墓葬中的出土状况也多寡不一，多数墓葬仅出土1件，但也有早期瑶山12号墓出土7件、反山12号墓出土6件，晚期寺墩3号墓出土33件的案例。
他在思考，为什么玉琮会在良渚崛起，一千年间始终没有衰落，而且越来越受到重视，甚至在良渚之后还影响了大半个中国，成为良渚文明的标志，对外形成了极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良渚时期，存在着全社会对于玉器普遍崇尚和爱好的现象。这种全社会普遍崇尚用玉的现象，无疑构成了促使玉器形制与功能不断复杂化的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赋予良渚文化玉器的主要器型以旺盛的生命力和号召力。”
他认为，玉琮作为良渚文化自创的玉器器型，良渚全社会对它显然有着特殊的情感，倍加珍爱。良渚文化一千年左右的发展历程中，玉琮的演变，虽然可概括出从圆变方、从矮变高的粗略规律，但其间的变化错综复杂。玉琮，不断被赋予新的形制和内涵，纹饰不断抽象固化和格式化，功能不断延伸拓展，却始终占据良渚文化玉礼器系统的最核心地位，成为权力和信仰的主要表征。
叁
玉琮有那么大的凝聚力，本质是因为神徽。
在良渚文化玉器几十种器类中，除玉璧外，几乎所有的其他器类，都成为神人兽面纹的载体。他们把神徽的精神信仰，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便是一把玉梳子，也要有神徽的影子。佩戴者认为，自己就是神的扮演者，拥有神的授意，赋予自己异于常人的能力。
所以，其实良渚人信仰的不是具体的某一件物品，而是神人兽面。它可以在不同的物质、情形中被观看，而且可以多面表达，三个面、四个面和五个面——汇观山的镯式琮五个面都是兽面。最极端的例子，反山12号墓的一个柱形器上，竖向四列、横向三层，刻了12幅像，而且是神兽像+神人兽面像互为间隔，错落布列。
但这么多种类的玉器中，神像出现频率最高的只有玉琮。在良渚文化存在的千年中，玉琮自始至终都与神像相伴。
反山发掘以前，人们一直认为玉器上的复杂图案，是一种类似于饕餮的兽面纹。在反山12号墓的出土玉器中，人们首次在琮王上发现了完整的神人兽面像，王明达在考古简报中称“神徽”。
12号墓葬里发现了18幅完整神徽，占整个反山王陵总数的3/4（反山王陵一共发现23幅）。墓里一共出土了6件玉琮——这个墓主人一个人拥有6件象征神权的玉琮。
“神徽”是怎么被看到发现的？过去，很多报道提到，是摄影师在照片里看见的。王明达说，这个说法要更正过来。
王明达拿出了一叠手稿，题为“浙江余杭反山发现良渚文化重要墓地”，写于1986年7月10日。反山发掘两个多月，12号墓等大墓已经出现。
“横纹、圆目、宽鼻、巨口，口中显露锋利的牙齿，形象具体真实。”在描述玉器上的图案时，他这样明确写道。1986年11月，纪念良渚遗址发现5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他特地拍了琮王的照片，准备给代表们看看，但黑白照片不是很清楚。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史前史专家吴汝祚看完照片，找到牟永抗（知名考古学家、良渚考古开拓者）：老牟，这么好的东西怎么不给我看？
当时，所有的器物都放在吴家埠工作站，看器物也在这里。
那天也是在吴家埠，王明达跟所里的摄影师强超美说，你看看，能不能拍出来，就拍这一块。他指指琮王上的神像。强超美查看自己刚刚洗出来的照片：看到了看到了！
兽面的两边原来有两只手！然而，这个戏剧性场景，后来被演绎为：在照片里首次发现了“神徽”。
肆
1986年，王明达看到了琮王上的神人兽面像；2001年，方向明画了琮王上的第一个神像。
1986、1987年，反山和瑶山遗址发掘以后，王明达找到方向明：你图画得不错，又快又好，整理的时候你一定来参加。
方向明做过准确记录：在吴家埠工作站画瑶山玉器，从1999年5月5日到1999年6月22日，实际工作日39天，画了所有瑶山出土玉器、石器和陶器。
画瑶山遗址的玉器，是一个墓一个墓拿过来画的，但反山遗址不是这样，王明达按照器物分类运来，让方向明画。
“画画的那个房间专门装了空调。”平时画，方向明是不戴手套的，“戴着手套根本没法画。因为开着空调，手直接触摸玉器，不会留下什么痕迹。”
但琮王来了。方向明不敢不戴手套，怕它掉“皮”。平时一周只来几次的王老师，天天来“监督”，还有一拨围观的“吃瓜群众”，说从来没看过，特意过来看琮王。
“我很紧张。”方向明说，而且给他的时间很短，“只好先把主要轮廓描了，细部没办法描。”他现在想来有些遗憾。
但在我们看来，这8个神像的手绘图，纤毫不差。现在能看到的良渚文创周边的神像，都以方向明画的基本款为设计来源。
每一件器物，他都用中村慎一先生送的塑料游标卡尺量，量了记录、描述，“画完瑶山、反山玉器，又在硫酸纸上上墨，说句实话，我那时候看到玉器就想吐。”
从2001年5月开始，方向明在每张图纸上都标识了绘制的日子和时间，反山墓葬中的玉器1100余件（组），不计玉粒、玉片，单件计3072件。
他一边亲手画一边读释纹样，数千张描绘下来，证明了良渚人在玉琮上行云般的线条刻划，是有规则的，绝对不是随便创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