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马黎 宋浩
在越剧《苏东坡》成都巡演首场的尾声，茅威涛演到和三个妻子告别，突然有点控制不住自己。
1101年，64岁（周岁64岁，虚岁66岁）的苏轼告别人间。2026年，64岁的茅威涛带着越剧《苏东坡》全国巡演，9月11日来到了苏轼的家乡。
晚年，苏东坡从海南获赦北归，考虑终老之所，“本意专意归蜀，不知能遂此计否？”“蜀若不归，即以杭州为佳”。首选是回家乡四川，其次是他一生唯一两次任官的杭州。
两年前，东坡的“老乡”、作家阿来，重走了东坡最后一年北上之路，从海南到江苏。在飞驰的公路上，他想到东坡晚年想回四川而不可得，“如果我路上遇到东坡，我就带他回家。”这个东坡迷弟，追随他的脚步，翻他翻过的山、访他访过的寺、拜他喝过水的井，写成了新作《东坡在人间》。
9月16日，西湖上的一场对谈，把阿来和茅威涛框到了同一艘画舫上。这是“西湖首发”的第四场活动。一个沿着东坡的足迹往回走，一个在舞台上让东坡重新活过来——这是一次意味深长的相逢。
【眉山】
嘉祐元年，21岁的苏轼跟着父亲苏洵和18岁的弟弟苏辙，从眉山出发，赴京赶考。那是他第一次出川。
阿来是四川马尔康人。他说，东坡的故乡眉州距离我居住的成都仅几十公里，我踏上寻访之旅的年纪也和他北归时一样，都是66岁。
车到眉山，打开地图，地名路名满眼都与苏轼相关——儋州东路、密州东路、徐州路、惠州路、定州路、黄州路、颍州路依次排开；还有东坡大道、东坡湖、东坡大桥，学校、医院、公园都以“东坡”为名。这座城既是东坡的故乡，也承载了他一生没能回去的遗憾。
900多年后，一个浙江人带着越剧《苏东坡》来到这里。
20世纪80年代，茅威涛在杭州上学，常骑车过苏堤，有时会想，等到了一定的年龄，我可不可以演苏东坡？
2026年9月11日，刚过晚10点，越剧《苏东坡》在四川大剧院谢幕，茅威涛有些哽咽，“台前幕后，我们剧组每一个人昨天晚上开始就特别激动，因为东坡回家了。”
“家”这个字，对苏轼来说，也许从来不只是一个地方。
熙宁四年十一月，苏轼赴杭途经金山寺，夜宿，作诗。第一句“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家指眉州。在镇江金山寺俯瞰长江东流，苏轼想到的是当年顺流出川，如今又顺流去杭州赴任，等于是以自己的仕宦迁徙来送江入海。
此后20多年，他从杭州到密州，从徐州到湖州，从黄州到惠州，最后到儋州。他一生都在“送江入海”，再也没能回到长江发源的地方。
眉山是他回不去的故乡。而杭州，是他在“回不去”之后，为自己认领的另一个“家”。
越剧《苏东坡》有一个情节，苏轼被两个差役押解去黄州的路上，漫天风雪，两个差役为谁来杀苏轼吵架，“吵吵吵吵啥子嘛，要搞就搞快点。”苏轼飙了一句四川话，家乡人民“炸场”了。茅威涛瞬间有点起鸡皮疙瘩，这一刻，观众的反应比任何地方都要大。
谢幕时，茅威涛问，这两句四川话还行吗？台下山呼：巴适！
四川人爱东坡。
【谪路】
苏轼一直在路上，如雪泥鸿爪，人生不可预计。
2025年，阿来从海南儋州出发，经雷州、廉州、梧州、广州、英州、韶州、虔州、江宁，直至东坡终老之地常州。
这条路，苏东坡也走了一年多。1100年六月，苏轼遇赦自儋州渡海北归，至次年七月在常州终老。路上，朝廷还不断给他指定不同的居住地，最后落脚在宜兴——那时属于常州，今天已划归无锡。苏轼在宜兴有房产，买了“岁可得八百硕”的一块地，他常说“毗陵我里”，把那里当成了家。
苏轼一生有三个重要的贬谪地：黄州、惠州、儋州。他把这三地称为自己“平生功业”。
黄州是转折点。
1079年，乌台诗案爆发。44岁的苏轼被拘下狱100多天，差点丧命，最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个职位没有实权，不能办理公务，时刻处于监视之中。第二年二月，俸禄断绝，他“问人乞米”，不得不在黄州城东的坡地上开荒稼穑，修筑起居室“东坡雪堂”，并以“东坡居士”作为别号。
黄州之前，他叫苏轼。黄州之后，他成了苏东坡。
阿来对这个转折点有过深入的思考。他多次前往黄州，关注苏轼在黄州做了什么、见了谁、得到了什么消息。在他看来，“自号‘东坡’后，苏轼学会了放下更大的得失，心境趋于平稳。”一个“英才噪京师”的士大夫，变成了一个需要亲自开荒种地、精打细算过日子的人。阿来在书中详细解读了苏轼劳作之余写下的《东坡八首》，在黄州开荒的苏轼，写出了更接近大地心跳的诗赋，回归土地的本真。
继续被贬，到惠州，当时的岭南是瘴疠之地，许多人一去不返。但苏轼不仅活着，还为当地修桥筑堤。
儋州是最远的贬所。62岁的苏轼渡海赴海南，在当时意味着几乎不可能活着回来。他在儋州与当地士人黎子云交往，创建载酒堂——后来的东坡书院，广招学子，教经史子集、四书五经。从这时开始，儋州的学子络绎不绝地跨越海峡，踏上科举之路。
苏轼被贬到哪里，就给哪里带来了中原文明与儒家教化。阿来说：“对于苏东坡来讲，没有困顿。穷人有穷人的过法，小官有小官的过法，大官有大官的过法。这就是儒家所倡导的达则兼济天下，远离朝堂就修身齐家。”
在大多数东坡传记里，苏轼的这段路程被一笔带过，阿来却用自己走过的路、读过的书、经历过的困顿，去理解另一个人。重走北归路线的他，模仿东坡当年的方式——在海上、河流上、山间行走，“看到的不一定是原来的风景，但那种心理感受是相通的。”
【杭州】
从浙江宾馆出来，沿着三台山路走一段，往灵隐天竺方向，有一条偏僻的山径，只能通过一个人。这是赤山埠与茅家埠之间的一条小岭，因岭上种植大麦得名。
当年文人游湖，去天竺，必经这条小路。
元祐四年（1089），苏轼第二次来到杭州，任知州，身份已经进阶了。
旧地重游，此时的心境，跟贬居黄州写“人似秋鸿来有信”的时候已完全不同，过去那种深感人生被动、漂泊无依，世事难料的伤感心境，似乎有所纾解。
我们看到了石头上的题刻。释文：苏轼、王瑜、杨杰、张璹同游天竺，过麦岭。
苏轼二次来杭的第一件事，主持疏浚西湖。他认为，西湖对杭州来说，相当于人的眉毛和眼睛，没有了它，人就不像人了——“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
他疏浚东河和中河，和钱塘江相通；他构思了钱塘江的航运，虽没有真正落实，但写了方案；他修建堤坝，开办传染病医院，跟朝廷请示救灾，把自己珍藏的药方拿出来给老百姓治病。
杭州人怎么能不爱他呢？
也是在杭州，他遇见了王朝云。
越剧《苏东坡》里，王朝云是三位夫人中最后一位与他告别的，苏东坡从黑色的髯口到灰色的髯口，再到留下全白髯口的王朝云，茅威涛说，“十年生死两茫茫，不仅仅是怀念王弗的千古悼亡诗，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对生命的告别。”
在成都演出时，最后告别王朝云那一刻，茅威涛经历了一次从未有过的体验。
那一刻，她的意识从舞台飞了出去。
在戏曲表演中，演员通常同时维持着几重意识：她是演员本人，是角色的创造者；她又是角色，是角色的呈现者；但在更深一层，还有一个“第三者”——一个始终在旁边观察、调整、控制表演的自我。这个“第三者”是演员理性的眼睛，确保每一次呼吸、每一个动作都在准确的位置上。当“第三者”在场时，演员是安全的，她知道自己在演戏。
但成都那一晚，“第三者”跳出去了，跳到了一个小时车程之外的眉山三苏祠——年轻的苏轼在那里出生、读书、长大。而她此刻站在成都的舞台上，穿着苏东坡的衣服，做着他晚年的告别。年轻的苏轼和年老的苏东坡，在同一个时空里被她同时感知到了。
那一跳，舞台上的茅威涛差点绊了一跤，“但是还好我身手还算敏捷，没有摔跤。”她笑。
【靠近】
两个人都在做减法。阿来从东坡浩如烟海的生平中只取一年，茅威涛从他六十余年的生命里只取十个梦境。两人“转译”的方式不同，面对的困境却相似，如何真正“看见”苏东坡？
阿来在书中还原了苏轼作为政治家的本来面目。他反复强调：“首先要认清，他本就是一位朝廷官员”“倘若绕开他的政治生涯，便很难真正读懂他的整个人生”。他指出，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把苏东坡过分浪漫化了，“让大家记住了他豁达的标签，却忽略了他最核心的身份——深度卷入变法与反变法斗争的政治家”。阿来写苏轼的“不盲从”——早年反对王安石变法，后来司马光掌权，他直言部分变法的合理性，不依附新党，也不盲从旧党，只凭本心研判每项政策对百姓的利弊得失。
茅威涛面对的，是继续探索越剧这门艺术形式边界的冒险。髯口功从晋剧“偷师”而来，她把髯口拿在手上，舞动，而不是戴着，一度引来“胡子怎么能随意摘戴”的质疑。
“我过去搞创作，很少在中间放弃过，但这次在排练时，突然觉得演不了了。乾旦坤生这样一种戏曲艺术的东方美学，肯定有局限性，但局限也恰恰体现了它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但这又会让你很困顿。”
有一天，她忽然觉得可以跨出去了，用现代舞去呈现髯口舞，“我觉得找到了。”
“诗意抒情的女子越剧的假定性、象征意义，是不能变的，这是女子越剧独特的表达和审美，我们不可能演像婺剧那样去翻跟斗。我希望去探索边界到底在哪里。如果越剧是一个点，你不能站在这个点上来看越剧，你要站到外缘去看。”
两个人都在做一件冒险的事：用自己熟悉的语言，去说一件不那么熟悉的事。阿来用非虚构散文的严谨去触碰一个被浪漫化的人物，茅威涛用越剧女小生的身体去承载一个士大夫的灵魂。
苏东坡临终前，留下最后一句话：“着力即差。”
茅威涛读到这四个字时，“全身上下似乎都被击中”。
“着力即差”——不是说不要用力，恰恰相反。苏东坡做每一件事，都全情投入，而“着力即差”，是一种更高的境界——完全忘我地投入，不在意纷争，不计算得失，不追问结果。当一个人全然沉浸，便不再需要刻意“着力”，因为着力本身已经融化了。
纪录片导演许继锋在看完《苏东坡》首演后，发了一个朋友圈：“我想，茅毛未必要成为苏东坡，但是，我看到了生命与生命的一起呼吸互相印证，生命与生命的一起逍遥和精神互相接力。仅此，茅毛就让人热泪盈眶。这时候，再说什么人生如戏抑或戏如人生，有点矫情了。”
而阿来在书的后记里写道：“不能伟大，但要靠近伟大；难以旷达，但要尽量阔达。”
【解药】
阿来从海南一路北上，走到雷州时，发现了一件事。
雷州是宋代贬谪官员的重要流放地。苏辙来过，秦观来过，北宋名相寇准也来过。他们在雷州停留的时间更长，做的事更多——但今天人们来到雷州，当地人记得的，只有东坡。
为什么大家这么爱东坡？
茅威涛在成都演出谢幕时说，或许因为东坡的生命态度，给了我们一种人生坐标。在急剧变化的时代、在面对焦虑时，我们可以从他身上找到安慰。
李敬泽也说过一句话，阿来在书中引过，茅威涛在采访中也提过——因为苏东坡契合了当下每个人的精神状态，不管你身处怎样的生活，都能从东坡身上找到共鸣。用一句俗点的话说，东坡是人生的解药吧。
所谓“六经注我”，就像苏东坡写《赤壁怀古》，写周瑜“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他写的哪里只是周瑜，他写的是自己。写那个被贬黄州、已经47岁却依然在心里住着一个少年英雄的苏东坡。
阿来重走东坡北归路，走的哪里只是东坡的路？他走的是一个四川人理解另一个四川人的路，是一个66岁的作家，站在东坡66岁的节点上，回望自己的一生。
茅威涛演东坡，演的哪里只是东坡？她演的是一个越剧女小生，在60多岁时，通过一个900年前的人，重新理解了自己的焦虑、自己的坚持、自己的“谁怕”。
东坡是解药，但解药从来不是让人忘记痛苦，而是让人学会带着痛苦往前走。
苏东坡在黄州写下“一蓑烟雨任平生”，在惠州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在儋州写下“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他一生颠沛，走到哪里都像回家，又走到哪里都留不下，但他留下的诗词，一千年后我们还在读。
阿来用脚步走过了他的归途，茅威涛用舞台重走了他的一生。一个四川作家和一个浙江艺术家，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方式里，做了同一件事：
把那个“在人间”的苏东坡，又带回了人间。
堤还在。湖还在。那个“不合时宜”的人，也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