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来名古屋之前，在名古屋亚组委工作的朋友打过预防针：条件很艰苦，作好应对各种困难的准备。没想到的是从落地开始，记者就感受到了亚运囧途。
9月16日晚间9点多，本就延误了2个小时的航班，终于落地名古屋中部机场。受限于机场的运维能力，等托运行李又耗费了1个多小时。与我们同航班抵达的伊朗代表团和朝鲜代表团的运动员，也同我们一样，围在行李转盘旁，无奈地看着转盘中间的亚运会吉祥物霍诺洪（HONOHON）玩偶，发着呆。
虽然比起滞留机场长达6小时的国乒，我们已经算不上最惨了，但赛前耗费5天才申请到抵离信息系统账号，认真填报相关信息的我们，同样见识到了奥运冠军们同款的“没人管”状态。当记者向咨询台询问抵离系统填报后，是否有媒体班车接送，得到的答复是：可以去坐电车。
我们已经足够幸运，成了当晚最后一批注册好证件并领取到公交卡的媒体。后续的媒体同行来服务台，证件无法激活，公交卡也领不到了——因为工作人员要下班了。就算眼前依然还有不少外国媒体刚刚落地，得到的只是十分礼貌的“闭门羹”：“苏米马赛（不好意思），可以明天去主媒体中心办理呢。”
搭乘电车11站，在经历3个马路十字路口，过街地道的楼梯行李搬上搬下后，我们终于抵达了酒店，此时已经接近晚上23点40分。
语言上的沟通，是这两天最耗费精力的难关。或许是志愿者们普遍年纪偏大的原因，很多人不懂英语，偶尔会英文的志愿者也普遍带着浓重的日式口音，交流起来十分吃力。外出问路，新闻中心领取物资，每一件小事都没法顺畅沟通，常常要一边打开翻译软件，再辅以手势连笔带画，反复确认好几遍，才能把手续办好、路线问清。很多简单的流程，都要花费成倍的时间和精力。
在采访深度参与本届赛事开、闭幕式的浙企负责人时，他表示面临的最大困难，很大程度来源于认知差异，这一点我们也感同身受。
在酒店内，有同事因为没有在门口贴上“请来打扫”的标识，而被服务员提醒科普一遍后，在门上贴上了“需要打扫”的标识。随后令他哭笑不得的一幕发生了：服务员先退出房间关门，过了一秒后敲门，表示看到了门上的标识，来询问是否需要打扫？
这些过于循规蹈矩的情形，也常常让我们忍俊不禁。 本报特派记者 赵磊 李文瑶 石怡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