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教师节前夕，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名誉院长黄荷凤，提笔写下恩师王曼教授的动人故事——她将毕生心血奉献给浙江妇产科事业，放在医学时间里，更是师生几代人的接续与变迁。我们稍作整理，将这份深情传承呈现给读者。
我的导师王曼：
一脉医者心，五代杏林缘
转眼又是一年教师节。
我带着学生们再一次探望我的老师王曼教授。她虚岁一百岁了，尽管躺在病床上，头发依然被梳理得一丝不苟。她握着我的手问学生好不好，问工作顺不顺，问科研难不难。我一一答着，忽然想起四十多年前，也是这样一个秋天，我成为她的研究生，从此人生里多了一盏灯。
王老师1927年生于浙江嘉善，战火纷飞中成了孤儿，也坚定了学医的念头。她考入贵阳医学院，师从李瑞麟、王季午、燕淑昭等名医，选了离新生命最近的一行——妇产科。她把自己的一生安放在这里，但真正留下来的，从来不是奖项与头衔，而是被一代代学生继续践行着的医者分寸与师者心意。
家国与苍生
抗美援朝，王老师报名参加志愿军医疗队。出发前她找到在杭州的哥哥，合了一张影，说那是留给家人的遗照。后来她来到山东兖州的第15野战医院，一个妇产科医生进了外科手术队，为从前线送下来的伤员做截肢及其他手术。白天做手术，晚上睡不着，她就起来备课，给部队医务人员讲妇产科。多年后我问她怕不怕，她笑了笑：“怕什么，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说这话时，她的眼里有光。
1974年她去马里援助，蚊子成灾。她白天看病，晚上整理病例，把常用药名用中、英、法三语列成手册留给后来的医疗队。腿关节的病根，就是那时落下的。
2017年我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打电话报喜，她在那头顿了两秒，声音亮起来：“你以后可以在更大的平台为人民服务了。”她高兴的不是头衔，是她的学生可以在更大的平台上继续做她热爱的事业。
她心里装的永远是别人。一位妊娠四月合并子宫肌瘤的孕妇被推往手术室，哭得满脸泪痕。王老师在走廊里拦下担架，调来病历一页页翻，最后决定暂停手术、保守观察。几个月后母婴平安。我问她怕不怕担责，她说：“担责任的事多了，但不能因为怕担责，就让病人失去一个孩子。”
她对自己也一样。怀孕七八个月还站在手术台上，怕术中子宫收缩破水，就在白大褂口袋里放一盒黄体酮，每次上台前给自己注射一针，撑到了预产期。
如今我常对学生说“尽管去善良”。这句话被刻在浙江大学一带一路国际医学院的石碑上。那是王老师种在我身上的根，我传给学生，学生再传下去。
治学与行医
第一次领教王老师的认真，是她给我们这批住院医师定的规矩：吃住在医院，周六回家一晚，周日回院报到。那时叫苦，后来才明白：临床医生必须在病床边长大。
她查房时的严格出了名。一次我汇报病史，随口说“产妇25岁结婚”，她立刻打断：“错了，是26岁！”我怔住了，25岁和26岁，有何大碍？但她的表情告诉我，她这里没有“差不多”。她说：“妇产科医生手里托着的是两条命，马虎不得。”
当年招研究生，除了常规科目还要加考生化。她不要只会背书的人，要能把基础医学和临床融会贯通的人。新员工一年期满考英文应用，研究生每年考核进度，那时候大家听到“王老师考核”四个字心跳都要快半拍。但多年后回头看，那些战战兢兢的日子都成了铠甲。
真正刻骨铭心的是我的硕士论文。方格稿纸手写，她一遍遍改，我一遍遍誊抄。前后改了十几遍，废稿纸堆得厚厚的。
她的主攻方向是子宫内膜异位症。1980年代，没有数据库、没有统计软件，她牵头全国协作组，汇总八个地区1553份病例，一条一条分析，一页一页整理。1987年，系列研究获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那个年代能做出如此系统的研究，靠的是执着。
这种执着传了下来。20世纪90年代攻关试管婴儿，没有设备没有外援，我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凑器具。取卵针只有从香港带回的十根，用完洗、洗完消毒、消完再用。1995年浙江省第一例“礼物婴儿”诞生，次年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听到孩子哭声，我眼眶湿了。我始终记得王老师的话：“认准一件事，就扎扎实实做下去。”
格局与勇气
王老师身上有一个特别可贵的地方：她虽身处妇产科，却从没让这三个字把自己框住。
20世纪六十年代，宫颈癌广泛性根治术刚刚起步，大家极为谨慎。王老师自己选了28例患者手术，全部痊愈，无一复发。不是运气，是对解剖的精准掌握、对术后管理的严格把控。
1979年她带团队搞中西医结合治疗内异症，一边在实验室摸机理，一边在临床看效果。那个年代没有“转化医学”这个词，但她做的就是转化医学。
她常对学生说：“医学不完美，你不推它一把，它怎么往前走？”
这句话影响了我一生。从设立全国首家“ART子代健康随访门诊”到首创“配子源性疾病”理论，再到牵头组建中国人自己的医学数据库，实施“中国新生儿多组学计划”，我一刻也没忘记她说的：推它一把，往前走一步。2014年我创立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从一个被推上国家级平台的年轻人，到一个新专委会的创立者，回头再看，如果没有王老师当年那一推，后面的路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如今团队的触角伸到了航天医学、人工智能、生物信息学。我看着她们在跨学科碰撞中眼睛发光的样子，想起1979年带着一帮人搞中西医结合的王老师，那道光从四十多年前照过来，照进了今天的实验室。
真正的大突破，从来不在学科的中央，而在学科的边缘。谁有勇气走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谁就能看到更远的风景。
王老师一辈子自律得体。无论经历什么，她从不往消极里走，永远向上、向好。“日子总要过的，往好处想，往好处做。”她不是用这句话劝别人，她是自己活出了这句话。
为师与传灯
王老师有一个让人特别敬重的地方，她从不把学生攥在手里。
她是医院第一个国家级副主委，却把我推上去，让我很早就担任妇产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你上去，站在那里，眼界就开了。”她用自己的肩膀垫高了我的起点。硕士论文答辩前她反复斟酌委员会名单，标准很简单——每一位委员都必须对我的方向有足够研究，能提出真问题，帮我把研究再推一步。她要的不是一张漂亮的成绩单，是一场真正能让我成长的交锋。
她总能在严格中看见每个人的长处，然后推一把，让学生走出去。
师姐徐乐凤回忆：“导师治学严苛，待人却十分慈爱宽厚。每逢佳节，总邀请学生登门小聚，像长辈一样温暖牵挂我们。”这种“家”的感觉，是我们师门从未断过的纽带。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逢节假日带学生一起去看望王老师，如果身在外地也一定委托学生代我前去。这对我而言不是任务，是回家。
如今这支队伍已传承五代。杜成杰、张志华、徐乐凤、冯义玉、张信美，师兄师姐师妹师弟们深耕各地。而我带毕业了300多位硕士、博士，大批学生成长为学科带头人，在全国各级医疗机构挑起大梁，在生殖医学、妇科临床、科研攻关领域发光发热。有人入选国家级人才，有人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有人在《自然》《科学》《英国医学杂志》发表成果。他们中很多人又带出了自己的学生，一代一代，开枝散叶。
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头顶多少头衔，大家最珍视的始终是那句：“我是妇产科医生。”
这是王老师用一辈子刻进我们血脉里的烙印。
它跨越地理的边界，穿越时间的河流，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心怀仁心、勇于创新的医学人。
生生不息，繁花似锦。
本报记者 杨莤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