兽首、夜宴之外
浙博还有一处排队点
王阳明的
绝笔
牵出名士徐行可
和他的浙江朋友圈
本报记者 陈新怡
今年暑假，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成了热门的打卡地——一进门，大厅有一条长龙排队看圆明园四兽首，二楼的另一条长龙是看故宫博物院藏《韩熙载夜宴图》（宋摹本）。
在4楼书画厅，还有个排队点，那就是《金石书画》系列展览第八期展出的《王守仁行书良知诗四绝卷》。
王守仁，浙江余姚人，世称阳明先生。明嘉靖七年（1528）九月，在总督两广军务的戎马间隙，他应弟子冯恩之请，写下早年所作四首《咏良知绝句》。挥毫落墨之际，距他病逝归舟，仅两月有余。
王阳明传世墨迹稀少，此卷又是集他心学思想之大成，堪称“绝笔之作”。而且，这幅长卷“含杭量”不低，引首是杭州人王禔的篆书题端；卷后有两位杭州名人章太炎的题跋与马一浮的题诗。
一方长卷，汇聚四位浙江先贤，这个幕后人的名字叫徐行可。
2023年底，湖北省博物馆出版了《徐行可捐赠书画金石碑帖》的图录。
浙江省博物馆研究馆员、《金石书画》策展人桑椹翻了翻，发现里面“宝贝”不少，乾隆（含）以前拓本达50余件，明代拓本30件，南宋拓本3件，其中南宋拓《麓山寺碑》和《澄清堂帖》为国家一级文物。
徐行可是谁，他为什么会拥有如此大批量珍贵的金石碑帖？
倘若说现代考古是要去现场做各种实物测量，获取各种一手资料，那么前人“考古”靠的就是这些金石拓片，他们以此为研究对象，反复咀嚼其文本里所隐含的各种内容，再抽丝剥茧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
徐行可就是这么一个人。
他是湖北江夏（今武汉市武昌区）人，现代著名藏书家、金石书画收藏家，毕生以访书、藏书、售书为业，与章炳麟、徐乃昌、黄侃、余嘉锡、张元济、陈垣、马一浮、张宗祥、熊十力等著名学者交游密切，互通有无……
本次展览，桑椹从湖北省博物馆所藏的徐行可捐赠金石书画作品中，遴选出善本碑帖二十六种、明清书法手卷两种进行展出。
有些拓本和浙江的渊源颇深，比如《西晋孙夫人碑册》（初拓），原碑由清代杭州学者江凤彝最早发现并研究；《西晋齐太公吕望表》（明初拓）上有清代湖州藏书家温一贞的题跋和鉴藏印；《唐张希古墓志铭册》（初拓）与《唐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册》（南宋拓）都曾在清代被嘉兴多位学者、金石学家相继收藏过。
而这恰恰说明——徐行可曾常年往返于鄂、浙两地，访书结友。
1921年春，32岁的徐行可赶往上海，在一场宴席间他结识了张元济、刘承干、姚景瀛等文化名流。张元济是浙江海盐人，也是商务印书馆的灵魂人物，刘承干则是江南最大的私家藏书楼——南浔嘉业堂藏书楼的主人。这次初会，让徐行可融入了当时最核心的藏书与出版圈子。此后数日，他频繁与张元济、刘承干等人会面，并结识了丁仁、高时显、王禔等西泠印社的同仁，大家对他的藏书和学识极为赞赏。
受刘承干之邀，徐行可还曾多次拜访嘉业堂，有时一住就是数月。他在里面寻宝——先是翻出了顾炎武《菰中随笔》的三卷稿本，立马动手校勘；又找到了清人黄世彝的《群经冠服图考》稿本，为后来刊印打下基础；他还为宁波学者陈汉章的《古姓氏人名韵编》提供了关键的张澍稿本。
在此期间，他还常常与张元济通信，告诉他自己访书的进展和新近所得的书。回信中，张元济建议，卷数太多的，不妨先抄个目录备查，等以后有条件了再慢慢处理。
1930年冬，徐行可携带新得的《王守仁行书良知诗四绝卷》找到了老朋友王禔，请他为这幅十米长卷题写引首。什么是引首，引首就是为一卷定调，点明此卷的分量。
王禔以最为擅长的玉箸篆体写下六个字：“王文成公诗迹”。
明嘉靖七年（1528）九月，王守仁——世人尊称阳明先生——正在广西军中处理军务。此时的他年近花甲，连年征伐让他身心俱疲，归乡之心也越发迫切。
就在这时，朝廷特使冯恩奉命赴两广劳军。冯恩趁机向他请教，希望能更深入地理解“良知”之说。王阳明被这位后学的诚心打动，便提笔写下了自己早年在绍兴讲学时所作的四首《咏良知绝句》——这便是《行书良知诗四绝卷》的由来。
落笔之际，距他病逝仅两月有余。这幅洒金笺上的十米长卷，成为他阐释心学思想的晚年绝笔。
四首七言绝句，独立成章又主题连贯，可以说是阳明心学的“入门指南”。没有堆砌艰深的经学典故，用平白的比喻，王阳明把“致良知”的要义讲得明明白白，每句都在点醒世人不必向外索求。四首诗层层递进，先是破除向外求理的偏见，后直指阳明心学核心：心即理，不假外求。
徐行可还专程去了一趟苏州，请章太炎为其题跋。徐行可与章太炎的学术圈本就关系密切——黄侃是徐行可的挚友兼儿女姻亲，曾在徐家一住就是八年；而章太炎又是黄侃的老师，学术上属“章黄学派”一脉。
展卷细读后，章太炎在题跋中明确考证：“文成公于当年十一月辞世，此卷距其离世仅两月有余，确属晚年绝笔。”他更从书法角度赞叹：“观文成书，似初拙晚巧者。盖亦所谓良知有妙周疏六虚者欤！”王阳明早年书法专攻技法，晚年反而艺道合一，更显巧妙——章太炎读出了王阳明以通透笔墨写就的心性。
1957年8月，时任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长的马一浮应徐行可之请，为《王守仁行书良知诗四绝卷》题写了一首七绝。马一浮写道：“何期今日获睹先贤末后之教。率尔赘此，以志欣幸。”
徐行可的藏书楼有个别名叫“贞胜书宬”，这也是马一浮给他取的。抗战胜利后，马一浮见徐氏藏书在烽火中完好无损，便亲笔题写“徐氏贞胜书宬”横幅相赠。
展厅里，紧挨着《王守仁行书良知诗四绝卷》的是《王铎草书题丁鹤野诗卷》，这件展品见证了徐行可惊心动魄的护书之战。
1938年，武汉会战。炮火隆隆，达官贵人纷纷逃离。徐行可决定将武昌积玉桥旧居的数万册古籍逐批用渡船运往汉口租界的寓所。据后来徐行可的孙女徐力文回忆：“祖父亲自监督，运了整整一周多才运完。不久后，积玉桥旧居被日军炸毁，那些藏书却因他的坚守，逃过了一劫。”
占领武汉后，日军驻汉特务部长柴山兼四郎盯上了徐行可藏的《王铎草书题丁鹤野诗卷》。此卷为王铎为友人丁耀亢所作，长五米有余，洋洋洒洒。日本人极为推崇王铎书法，柴山多次软硬兼施，急欲夺取，徐行可始终不为所动，并故意开出天价。柴山兼四郎觉得“不划算”，最终作罢。
“中国之人世守之”。这是马一浮后来为徐行可写的一幅条幅。其中，“守”是守护，“世”是世代相传——意思是，守住自己的本源和根脉，中华文明因此绵延至今。
这句话，说的何尝不是徐行可本人？
抗战胜利后，徐行可将首批6万册古籍捐给国家。接受捐赠后，中科院武汉分院奖励2万元。徐行可却说：“我是捐书，不是卖书。”他用这笔奖金买下《武英殿聚珍版丛书》631册，再次全部捐出。
1959年，徐行可去世。子女遵其遗志，将余藏4万册古籍与7800余件文物悉数捐献——古籍归湖北省图书馆，书画碑帖归湖北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