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书画》的
十年接力
浙江文博圈的
梦幻组合
湖北省博物馆藏善本碑帖、书法手卷以及浙江省博物馆藏明清名家尺牍，是《金石书画》系列展览第八期的两大专题。从2016年到2026年，作为浙博学术展览的经典品牌，《金石书画》系列展已走过整整十年。每期100多件展品，图录收录近200件——总数超千件，一半以上是首次公开展出或发表。
作为系列展的策展人，桑椹形容每一期做得都像是“大海捞针”。
不像书画展，碑帖从来没有做过类似的全国性鉴定，很多博物馆的碑帖收藏更多的是一笔糊涂账。
桑椹举了个例子：“比如在数据库里搜《唐怀仁集王圣教序》拓本册，可能有成百上千个结果。可能是宋拓，也可能是民国拓，看不到实物，就没办法判断。”
碑帖跟书画还有一个不同——打开哪页，极有讲究。
“拿这次展出的南宋拓唐《麓山寺碑》册举例，第二十七行‘江夏黄仙鹤刻’几个字有没有泐损，是鉴定它是不是宋拓的关键。内行一看打开的这一页，心里就有数了。”桑椹说。
上世纪30年代，著名鉴赏家余绍宋曾主编过当时《东南日报》副刊《金石书画》，影响很大。
90多年后，“金石书画”四个字被桑椹重新拾起，让那些拓本和书画真正走到了观众面前。
在桑椹看来，博物馆办展览有个特点，倾向于办一种主题性非常明确的展览。“有句老话叫‘一入侯门深似海’，进了博物馆库房，有些展品就永远呆在了角落里。反过来，有些明星展品又出镜频率太高。”
能不能通过一个相对开放的展览形式，尽可能给这些长年冷落的藏品创造机会，跟公众见面？
这成了桑椹办《金石书画》系列展的初衷。但这个系列展里，最特别也最让桑椹头疼的常设单元，是碑帖——因为馆藏薄弱。
桑椹用“撒胡椒粉”来形容——
“我们有一点好东西，舍不得一下子全拿出来。这一期撒一点，下一期再撒一点。这么点胡椒粉，不能一次撒完。”
得精打细算，每一期都得搭配着来：吴昌硕旧藏明拓《泰山刻石》二十九字册、阮元赠刘喜海的初拓《爨龙颜碑》、陈汉第旧藏的初拓《元公暨夫人姬氏墓志铭》合册……每期挑几种，维持住水准。
本馆不够，那就再外借几件重量级的——第五期，借展首都博物馆，将清仪阁旧藏南宋贾似道刻《宣示表》原石时隔400年迎回杭州故里；第六期，联合上海博物馆，首度公开戚叔玉捐赠的未曾展出过的善本碑帖；第七期，与故宫博物院合作，促成北宋拓唐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胜芳王氏本）近百年来首度与世人见面。
三期接续，各有千秋，至今仍有观众发文怀念。
在这么多期《金石书画》展背后，还有一些常出现的名字，他们的身影频繁出现在展览的文献考证和鉴藏故事里，像是10年系列展览的一根暗线。
1954年，浙江省文管会有一张全体合影。前排右起：沙孟海、邵裴子、郦承铨、陈训慈、朱家济。二排左二：朱伯谦。后排左二汪济英、左四王士伦、左五黄涌泉。
“今天看来，这简直是浙江文博圈的黄金梦幻组合。”桑椹说。
邵裴子1953年致黄宾虹的回函出现在第二期展览，成了透视黄宾虹鉴藏观与当年购藏政策的珍贵切口；郦承铨1952年亲笔起草的那份《龙宫寺碑》保护意见手稿，被第七期展览引用，连同他玻璃柜陈列方案批注一并展出；朱家济的题跋多次露面展览，更有趣的是一桩“飞来峰直翁翼道题名”的考证公案——他一度将“吉甫”定为吕惠卿，后由沙孟海纠正为曾几——学术的论证藏在了你来我往的修正里。
展览还曾推出过沙孟海的独立纪念专题——“沙孟海与碑帖鉴藏”。
1960年沙孟海捐给省文管会130多种碑帖，大多是唐宋以后的墓志碑刻，从版本角度看，算不上珍秘善本。
“版本价值可能并不高，有些甚至上不了级。”桑椹说。但珍贵之处不在于沙孟海的碑帖，而在于他的题跋。
上世纪70年代，沙孟海在浙博负责整理馆藏碑帖，每天登记造册，写签记、题跋。因为是公家东西，他从不直接写在碑帖上，而是用毛笔另写一纸，夹在册中，或贴在背面。
他的题跋内容很丰富：有纠正装裱次序的，有考证史实的，有鉴定拓本年代的。再比如跋《曹全碑》拓本，他提出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此碑是生前所立，君讳全之讳字，意当时少留空未书，死后乃补刻，故其字特大”——在他的题跋里，能感受到一位不敷衍、不囿于旧说、常有独到创见的学者。
在这个组合中，或许很多人对“黄涌泉”并不熟悉。
作为徐邦达口中“最满意的弟子”，也是国内研究陈洪绶的第一人，黄涌泉一生过目书画十余万件，从犄角旮旯里为浙江“捡”出了上千件国宝。
桑椹在第二期就做了“纪念黄涌泉先生诞辰九十周年”专题。当时，恰逢王国维诞辰一百四十周年、逝世九十周年。桑椹一开始本想做王国维，但囿于馆藏文物太少，需要大量外借。于是他就换了个思路。
桑椹与黄涌泉的学生周永良联系，除了解其生平事迹外，两人还相约去黄涌泉家里参观拜访。黄涌泉的妻子顾彩芳带他们看了他的书房——朝北一间约十平方米的房间，一张写字台，一张小方桌，四周靠墙五只书柜。
黄涌泉就是在这张写字台上，靠着勤快的笔头，完成了一项又一项“不可能”的工作。
比如八大山人朱耷的《双鸟图》轴，是黄涌泉在杭州一位老太太家的厨房柴堆里发现的；明代画家陈子和的《苏武牧羊图》，是他在嵊县文化馆的废品堆里“捞”出来的；还有明初谢缙《东原草堂图》，是他在诸暨一户农家的帐顶上发现的。
“王国维展览不做，会有别的馆做。但黄涌泉先生如果我们不纪念，可能真的就很少有单位会去做这件事了。”桑椹说。
这个专题很好反映了《金石书画》系列展览的气质——结合馆藏实际，扬长避短。
《金石书画》这10年，和黄涌泉所做的其实是同一件事——在大家追逐热闹明星展品之时，他们翻开库房的角落，把被遗忘的宝贝重新擦亮。
让文物回到聚光灯下，让好东西被看见，让默默耕耘的学者重回公众视野。就像这次展览，很多人看到除了王阳明先生的绝笔，看到了王禔、章太炎、马一浮的引、跋和题诗，还让徐行可这样的“守书人”让世人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