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王彬
徐扬生校长“放下包袱”的呼吁和引导，是为所有新生上的大学第一课，即学会与“不同”共处，在差异中看见彼此。
大学之“大”，乃见不同
“同寝室有同学是2600名，我是260名，我怎么可以和他住在一个房间学习呢？”曾有一名新生因不满与排名相差10倍的同学同住一室而提出退学。校长听闻后对这名同学说：“你要看半年以后或一年以后，谁学得好还不一定。”
9月1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徐扬生在新生及家长见面会上的一段讲话引发关注。徐扬生呼吁同学们：不要看不起高考成绩不如自己的同学，也别再背着过去的包袱较劲。
第260名便有资格嫌弃第2600名的室友？这般认知照见一种顽固的等级思维：用分数和排名将人划为三六九等，默认“优等生”天然配享更优渥的资源，甚至滋生出一种精神上的洁癖。那位新生的激烈反应，正是这种思维的极端外显，在他的价值坐标里，无法容忍大学生活被“低排名”者“玷污”。
若此逻辑成立，第260名是否也不配与第60名、第6名同处一室、共沐校园、呼吸同一片空气？倘若这种畸形认知被纵容，今日对别人的鄙夷，终将变成明日别人对你的俯视。在如此思维下，价值观悄然扭曲，又怎能培育出胸怀家国、眼有众生的栋梁之才？
真正的好学生从不限于成绩这单一维度。品行、人格、视野、心理韧性、自我修复能力，以及看待和探索世界的方式，都需经得起审视与检验，如此才称得上是一个完整而大写的人。反观那位学生，因一桩小事便以退学相胁，无论是一时赌气、要挟，抑或心理上本就如此脆弱，都难称成熟，与“好学生”的标准更是相差甚远。
问题的症结不在某一个少年的偏执，而在于催生这种偏执的土壤。当下社会，唯分数论的迷雾仍未散尽，成绩和学历仍视为衡量人的唯一标尺。当年轻的心灵被优绩主义的傲慢浸染，首先需要审视和修正的仍是教育本身。不让学生被这种偏颇价值观带偏，是教育不可推卸的职责。徐扬生校长“放下包袱”的呼吁和引导，既是对那位学生的劝慰，更是为所有新生上的大学第一课，即学会与“不同”共处，在差异中看见彼此。若连大学宿舍里的同学都无法坦然相处，明天又如何与形形色色的他人并肩协作？更怎能在复杂社会系统中习得生存、发展乃至创造的真本领？
大学之所以为“大”，正因其能容纳千差万别的生命轨迹，让每一种可能性都有机会萌发。只有放下对分数的执念，才能真正看见人，看到更大的世界，看见他人的完整，也看见自己的局限。而这，既是一个人走向成熟、走向辽阔的起点，也关乎一所大学、一个社会的理性与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