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宴图里
埋着历史的张力——
欢场里
他为何始终
不笑
在《韩熙载夜宴图》绘制的966~968年，正是后主李煜在位时期，韩熙载官至吏部侍郎。
当时，南唐翰林画院的待诏顾闳中和周文矩，一连去了好几次韩熙载府邸的宴会，回来各自画了写实绢本设色的《韩熙载夜宴图》。
宫廷画家为什么跑到大臣家里搞现实主义创作？是皇帝派去的。
从先主李昪起，韩熙载连仕李家三朝。一个老臣为什么让“春花秋月何时了”的南唐后主李煜惦记上了？
借由画作，今天我们依然能够看到那段鲜活的声色现场，但会发现，主人公韩熙载在夜宴欢场的每一个场景中始终没有笑容，甚至没有一丝沉浸歌舞的享受表情。
答案在画中能找到吗？
韩熙载这个人身世复杂。一说他生于902年，一说是907年，正值五代十国初始时期。
韩熙载来自北方的后唐。因父亲卷入一场叛乱被杀，刚刚金榜题名、登进士第不久的青年韩熙载只好南奔，偷渡至淮河对岸的吴国。
在淮水边，这个年轻人喝醉了，他跟前来送行的好友李毂说：“吴若用吾为相，当长驱以定中国。”
到了吴国，韩熙载却只得到一个小官。直至吴国权臣徐温的养子徐知诰受禅，才召他为秘书郎，安排在太子身边陪读，“而今要重用卿了。卿宜好好自我管理，辅佐吾儿。”
这位徐知诰，成为后来南唐的开国皇帝李昪。
南唐（937-975 今南京）在全盛时期，疆域大约是同时期位于杭州的吴越国（907-978）的三四倍，但它国祚短促，享国三代，仅仅39年。
韩熙载陪读的太子，后来成为中主李璟。按理他大展鸿图的机会来了，他向皇帝提过两个非常重要的建议——
第一个建议：北伐。
南唐前期社会经济处于上升阶段，947年，中原生变，契丹灭了后晋。韩熙载上书中主，认为南唐可乘虚北上，“陛下有经营天下之志，今其时也！若戎主遁归，中原有主，则不可图矣。”
此时南唐正在福建用兵，李璟应该不是不想北伐，但无力北顾。
仅隔了几年，韩熙载提出的第二个建议已是反对北伐。
李璟仍然没有采纳。有一种说法是，南唐官场对北边来的大臣总有几分猜疑，弄得韩熙载很是丧气。
事实证明，在逐渐衰退的南唐社会，韩熙载是始终保持着清醒头脑的——当北方后来的政权后周成为强敌之时，发兵北进，南唐不仅战败，而且沦丧了十四个州，以至南唐处于苟延残喘之中。
待后主李煜于961年登基时，一心想任用时任吏部侍郎的韩熙载为相——而韩熙载深知中原新主赵匡胤的见识和能量，出任宰相难免会落下“亡国之相”的千古骂名。
但又不能明着违抗君命，怎么办呢？
他持续地搞party，邀请一大帮社会贤达，男男女女在家里夜夜笙歌。
传到李煜的耳朵里后，后主好奇又懊恼，交代了几个画家，尤其是默画功力了得的顾闳中，去韩熙载的晚宴上明访——有一种说法认为，画家是潜入韩府悄悄观察的，可能事实上他们并不需要偷窥，于韩熙载而言，更希望这一派荒淫无度的场面被李煜看到。
这边，李煜拿到画，《五代补史》里，他打算“命待诏画为图以赐之，使其自愧。”“看看你闹腾成这个样子，太不像话了！”案上展开着《韩煕载夜宴图》，但韩熙载“视之安然”。
李煜彻底没辙。
事情按照韩熙载的策划发展，但他为什么一点也不快乐？
《韩熙载夜宴图》里有五幕场景，主角韩熙载在每一趴里都有特写——但无论是哪一幕声色场景，他却始终都没有笑过。
再一个个看画中总共出现的46个人物，有两个人最奇怪，一个是韩熙载，另一个就是德明和尚——他身穿僧袍、微微垂首，双手作叉手礼。有人说，德明在这个场合里显得非常尴尬，作为出家人，看见舞伎王屋山在跳舞，一时不知道该往哪里看，只好眼观鼻、鼻观心。
学界另一种观点可能更有说服力：德明和尚并不尴尬，他背向王屋山，却是面向着给舞伎击鼓伴奏的韩熙载，他眼神失焦的表情是聆听所致。
韩熙载与德明和尚日常亲密无间，“夜宴本不是真潇洒，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金蝉脱壳’”，只有德明心知肚明。
此刻，韩熙载的鼓声壮阔又悲情。德明聆听得出神，他许是想到了韩熙载说自己“放弃理想”“自污品德”，他比任何人都更加懂得韩熙载内心的不甘，现在的表面颓废是为了失小节而保大节，德明的心情也是无奈、复杂。
这一幕里，韩熙载击打的大红鼓，有观点认为是羯鼓——唐明皇李隆基最擅长的西域打击乐器；也有学者认为是大鼓，或者叫战鼓。我们熟背的“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讲的就是这种鼓。
故事讲到现在，可能后者更符合韩熙载的境遇：韩熙载本质上始终是主战派，以南唐统一中国为壮志，只不过他强调审时度势，之所以放弃理想，是因大势已去，南唐已经没有机会了。
你听，那深沉、雄浑的鼓声，也是韩熙载的心声，他在奋力敲打内心的战鼓。
直至画面尾声送客时，他手里还紧紧握着鼓槌，一个人突兀而孤立地站在那，眼神超然。
他已无战鼓可敲。在一个壮志难酬的时代，他的痛苦和不甘仅仅是藏在一些细节里：从第一幕开始，观众即可见到韩熙载头戴一顶奇特的纱帽，这是他自己设计的“韩君轻格”，高高耸起、与众不同。
后来一幕一幕里，不论他是击鼓、休憩，还是袒胸露腹地摇扇听曲，他的帽子始终戴得端端正正，这是韩熙载最后的高傲与尊严。
韩熙载为畜姬养妾散尽千金，甚至最后的岁月，他要靠乞讨营生。
宋太祖开宝三年（970），在忧郁和困顿中，韩熙载离世，而家人已经连棺材都买不起。
李煜给韩熙载付了棺材钱，赐葬于雨花台梅岗，旁边是东晋著名的大臣谢安墓。
皇帝还令南唐著名文士徐铉为他撰写墓志铭，南唐著名训诂学家徐锴收集他的遗稿，编辑成册。最重要的是，李煜追封韩熙载为右仆射兼平章事——死了还是要给他一个宰相的名头。
很多方面，李煜和韩熙载是惺惺相惜的。这是他给韩熙载青年时期的壮志豪言一种结局，也是给他自己的一种告别。
夜宴图的最后，有一方张大千的钤印“别时容易”。这幅画在1921年被溥仪盗出宫外，后带到长春，抗战胜利后落到北平的文物市场。
1945年底，张大千从琉璃厂古玩店玉池山房老板马霁川手里，以500两黄金买下画卷，这笔费用相当于普通老百姓120年的工资，当时是用来买一座王府宅院的。
1951年，张大千移居巴西前，决意把国宝留在中国。周总理指派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先生以3万美元价格买回他所收藏的一批古画，还包括五代董源的《潇湘图》卷、元代方从义的《武夷放棹图》轴。《韩熙载夜宴图》卷的价格，不及他购买时所费巨资的1/10。
1959年，这幅画正式拨交故宫博物院收藏。
这段故事也因此得以有机会在千年之后一次一次地被讲述：在那个波诡云谲的时代，画中与画外人，既复杂又单纯，既无望也倔强，无可逆转的结局加上他们的才华，形成了这段人生、这段历史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