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15日，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
法典施行不是终点，而是制度落地的起点；一江清水的故事，值得在法治轨道上被长久续写。
为此，本报聚焦与浙江相邻的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等五省（市），挖掘跨省协同、数智治理、价值转化等机制创新案例，推出特别报道，生动展现我国的生态建设成果。
从矛盾不断到携手共护，浙赣“插花地”迈向生态共富
2026年8月15日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前夕，本报记者来到浙江开化长虹乡霞川村的钱江源国家公园霞川—东头跨省联合保护站。身着墨绿色巡护服的邱子伟、江清明正整理装备，准备开启每日山林巡查。
一条几米宽的小溪，天然分隔开浙赣两省，溪东是浙江霞川村，溪西是江西东头村，但两村的自然村河滩村交错相融，千百年来两地百姓同饮一溪水、共倚一片山，说着一脉相通的方言。
如今，靠着跨省生态联防共治新模式，当地彻底告别“各管一摊、边界难管”的治理困局，成为“衢黄南饶” （浙江衢州、安徽黄山、福建南平、江西上饶）绿色生态联盟基层协同治理的鲜活样板。
从前，方方面面矛盾多
东头村地处浙皖赣三省交界，近千亩山林如拼图般嵌入国家公园范围。与霞川村形成的特殊“插花”地界，曾让两地邻里隔阂很深。
霞川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余永学回忆：“以前两边村委几乎没联系，村民常在插花山上越界砍树闹矛盾。一下雨，上游东头村生活垃圾全冲进河道，漂到霞川村河段。”此外，溪内非法电鱼、野外乱捕滥猎、山林偷猎等行为层出不穷，省际交界地带长期成为生态监管薄弱环节。
山头连在一起、水流不分地界，行政区划却有着无形壁垒：两地山林管护标准不一、执法尺度存在差异，野生动物迁徙廊道、原生植被养护时常出现管护断层，整片生态系统难以得到完整保护。
2018年，在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推动下，霞川、东头两村达成共识，在霞川村设立跨省联合保护站，从两村招聘6名生态巡护员，分片区落实山林管护。
“生态没有边界，人为划界容易破坏整片生态系统的完整性。”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长虹执法所所长程志琴道出建站初衷，“盘活闲置校舍建起跨省联合保护站，核心就是打破行政壁垒，统一管护标准，实现生态共护、纠纷共治、民生共赢。”
如今，跨省搭起连心桥
今年62岁的江清明，曾是当地上山“下套子”捕猎的“名人”，但后来他放下兽夹，成为巡护员。和他一样，巡护员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对山间小路、林区地貌了然于心。
“这些年，日常巡护早已不是单一的森林防火。”今年50岁的巡护员邱子伟介绍，现在他们的手机上都有智能管护app，上山巡护全程线上打卡，发现疫木、违规野外用火、盗猎痕迹，一键就能上报系统。
江西省婺源县江湾镇东头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江琴仙说：“山林不分浙赣，哪边山头出现小火情，两边护林员、村民第一时间集结‘打早打小’。”在江琴仙看来，由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联合护林，更能一呼百应、尽心尽力。
“现在生态好、森林好、水也好，实实在在留住游客、带动村民增收。”江琴仙介绍，生态保护带火了乡村文旅，每到夏季不少游客专程来村里溯溪，村道两旁停满了车，农家乐生意稳步向好。
“山是连成片的，水是流成一条的，保护生态本来就不分你我，共饮一江水、共护一座山，是我们两省百姓共同的责任。”江琴仙的这句话，也道出霞川、东头跨省联防的内核。
跨省排污指标能“买卖”，守了底线活了资源
在浙江嘉善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高端汽车车衣材料正加速下线。很少有人知道，这条产线能够顺利投产，背后竟与一笔跨省“买卖”有关——买的是排污权，卖的是闲置环境容量。
以前，排污指标只能在市级、省级范围内交易，如今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四地打通通道，富余排污额度可以跨省交易：用不完指标的企业可以卖掉赚钱；缺指标想上新项目的企业可以花钱买，不用干等本地配额。
这套模式既守住了空气质量底线，又盘活了闲置环境资源，给全国跨区域环境治理打了个样。
跨省排污权交易，围绕VOCs指标展开
排污权，简单说就是生态环境部门核定给企业的排放上限。企业上新项目前，必须配齐额度才能开工。
早在2007年，国家就试点排污权有偿使用，各省相继建成省内交易市场。但长期以来，各省平台不互通、核算标准不统一，跨省指标流通处于空白。
近几年，臭氧污染日益受重视，挥发性有机物（VOCs）作为产生臭氧的“元凶”，成为管控重点。长三角不少企业遇到同样矛盾：完成产业转型的企业剩下一堆VOCs指标用不完；想升级扩产的企业却被指标“卡脖子”。
为落实长三角生态一体化协同治理要求，2022年起沪苏浙皖开始筹备统一交易市场，2024年三省一市联合出台专项实施方案，选定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安徽广德为首批试点，率先拿VOCs指标试水。同年6月，长三角统一排污权交易平台正式上线，全国首批4笔跨省交易顺利成交，8家企业参与，累计交易VOCs指标13.257吨，交易总金额15.89万元。
到2025—2026年，方案全面升级：试点区域扩大，交易污染物由单一VOCs新增氮氧化物，完成从“1.0先行先试”到“2.0扩面增项”的迭代。
一边买一边卖，两类企业各得实惠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首批参与交易的核心买方。企业持续研发高端汽车膜、特种功能性涂层产品，生产过程中会产生VOCs废气。“如果缺少这份排放指标，生产线无法通过审批，高端车衣材料产业化落地将直接延误。”福莱新材总裁李耀邦说。
指标互通通道打通后，凭借交易取得的合规额度，福莱新材的高性能汽车车衣材料顺利实现规模化量产。
事实上，所有交易都卡死区域总排污上限，总量不会增加，企业只是花钱购买合规排放额度。对出让方而言，企业原本沉睡的富余指标得以市场化变现，闲置排污指标转化为可交易资产，直观印证了“主动减排就能获得收益”的治理逻辑。
李耀邦表示，“VOCs排放对应的环境容量是有价资源，企业谋求发展就必须承担环境成本，这是制造企业理应扛起的生态责任。”
全国首批跨省VOCs排污权交易落地长三角，展示了一套双赢解法：政府搭建交易平台，靠市场手段调配环境资源，守住大气环境底线，盘活闲置排污额度。这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为全国跨区域联合治污、平衡环保与发展提供了优秀的长三角范本。
共治一湖，“新安江模式”在全国复制推广
从“江”到“库”再到“湖”；从休宁到歙县再到钱塘。千岛湖的这一路，跨的不只是360公里空间距离，也不只是2000年时间跨度。它求证的，正是人类的护水命题。
千岛湖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
今年，淳安获浙江省“五水共治”最高奖“大禹鼎”金鼎，也是淳安的第8次获评。过去一年，千岛湖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35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优秀率100%。
与这些数据相对的是，去年立案查处涉水涉渔案件2057起，创新推出“劳务代偿”“生态修复＋社区矫正”模式；仅2025年，淳安在系统治水上投资超2.8亿元，县域内最后一家化工企业关停，农业、林业、生活、工业四个污染防治方案高标准实施。
另外，浙皖跨省协同共治不断深化。两地联合搭建生态共治中心和6个生态警务站，联建生态共享法庭，将往年的“各管一段”变成“共治一湖”；“人工＋智能”双轨监测机制使水质变化“看得见、测得准、报得快”，累计发现处置水质问题1152次，生成预测预警报告1895余份。
正是这些数据支撑了一个结果：今年1－6月，千岛湖出境断面水质保持Ⅰ类。
因水“对赌”，因水而兴
“单丝不线，独木不林。”千岛湖的水60％来自上游黄山。千岛湖是深水湖泊，自净能力弱，一旦富营养化加剧将很难治理。
上游渴望发展经济，下游关注环境安全。如何统筹兼顾上下游利益、破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困境？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试点就此开启。
2012年，浙皖两省正式签订《新安江流域水环境补偿协议》。之后补偿从单一资金向资金、产业、人才多元升级；2023年，两省签署《共同建设新安江—千岛湖生态保护补偿样板区协议》，走上“一湖共护”新赛道。
这一做法曾被形象地称为“水质对赌”——跨界断面水质按年考核，达标则浙江补偿安徽1亿元，否则安徽补偿浙江1亿元。
这一“赌”，换来的是上游每年送来近70亿立方米优质水，千岛湖出境断面水质始终保持Ⅰ类，地表水交接断面、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100％，水质综合营养状态指数在全国61个重点湖泊（水库）中名列前茅。
“谁受益谁补偿、谁保护谁受偿”的“新安江模式”，让流域百姓持续获得实实在在的生态红利。
如今，淳安威坪镇茶合村利用越来越清净的水发展旅游和村集体农业，350余亩水稻、油菜、猕猴桃形成田园风景，辣酱坊、豆腐坊、米酒坊和农事体验中心让城里客人去而忘归。
从淳安进入安徽地界，一路农家乐、民宿林立，绝大部分是自驾或亲子游客。“背靠大山面向大江，江水清江鱼鲜”是最大卖点，客人越多，村民的农特产品就销得越快。
从“一水共护”到“一域共富”，“新安江模式”已在全国多个流域、30余个省份复制推广。
巡回法庭进山村，水不设界法治亦如此
“现在开庭！”法槌在庆元县五大堡乡西川村村委会前敲响。全国生态日前夕，庆元法院把“沉浸式”生态法治课搬进案发地。庭审结束后，庆元县检察院、人民法院联合福建政和县岭腰乡岭腰村，在浙闽交界处的安溪溪举行跨省联动增殖放流活动。
鱼苗入水，涟漪散去。几天后，它们将穿过庆元山谷，进入福建溪河。水不设省界，法治同样如此。
法槌声在山谷间回荡
没有高台，不设围栏，国徽挂在巡回审判车上，几张条桌拼成审判席，几十条塑料凳在露天院坝里摆开——巡回法庭就设在村委会前。
法槌声在山谷间回荡。旁听席上，十余名青少年与当地村民、人大代表一同旁听。这起非法捕捞水产品案的被告人是本地村民，公诉机关指控其在禁渔期内使用电击方式捕捞棘胸蛙。庭审围绕行为认定、法律责任及生态损害逐一展开，被告人当庭认罪认罚。
在庆元，“行走的人民法庭”已成常态。法官背着法徽、带着案卷，将审判庭搬到村头巷尾、山林水边，用“身边案”教育“身边人”。此次巡回审判，正是这一工作法的生动注脚。
庭审结束，法院联合检察院、公安、农业农村局、属地乡镇在侧坪洋水库开展增殖放流。“放鱼不能随意，本地水配本地鱼，放什么、放多少，事先都有科学方案。”百山祖人民法庭庭长吴秋玲介绍。
鱼苗顺滑道跃入碧水，水花轻溅。放流队伍中，还在上幼儿园的李柠橙蹲在水边，小手捧起鱼苗小心翼翼地松开：“今天跟法官叔叔阿姨来放鱼，回去我也要跟小朋友们一起保护生态环境。”稚嫩的话语引来大人们会心的笑声。
一名参与活动的村民感慨：“以前总觉得生态保护离自己很远，今天现场听案、亲手放鱼，才真切明白守护绿水青山也是自己的责任。”
“六联三融”模式共治生态
安溪溪水蜿蜒，在浙江庆元与福建政和之间往复穿行。
福建政和县岭腰村党支部书记余木明也应邀来到现场：“我们共饮一溪水，这些年早已不分彼此。”他所在的岭腰乡就在安溪流域上游，与庆元隔水相望。“两地不仅签署了跨省管护协议，每年定期召开联席会议，还将河道管护责任分段落实到人——中游管上游，下游管中游，一旦水面出现异常，一个电话就能启动联合响应。”
近年来，庆元联合福建政和、松溪、寿宁三县，围绕生物多样性保护、水系共治、涉生态违法犯罪打击等领域，探索出“六联三融”协作模式——队伍联建、情报联线、数据联通、治理联抓、打击联动、区域联控，以及勤务、情报、力量三融合。
庆元县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刘北平介绍，两地司法机关坚持刑事打击、公益诉讼与民事赔偿相结合，已办理多起跨省非法占地、排放污水、非法捕捞案件，并通过常态化增殖放流持续修复受损生态。
生态治理之外，法治触角也延伸到文化根脉。2022年以来，庆元法院依托闽浙两省四地法院协作机制，与福建兄弟法院携手为廊桥共建司法“防护网”，构建起“司法资源同享、互助平台同建、风险隐患同防”的协作格局。
当万尾鱼苗顺水游入新家，它们穿越的不仅是省界，更是一条由法治与共识铺就的绿色通道。在这条通道上，一江两岸，共护青山，同饮清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