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般不喝酒，在一些宴会上，我只是举举杯，碰碰唇，基本没有把杯中物灌下肚去。
但是我却有过三次醉酒记录。
第一次和酒亲密接触，我才五六岁。记得那是一个夏收的季节，我们这么大的孩子都要被打发到晒谷场上去看场，因为麻雀和鸡们都要趁机抢夺一些丰收果实。那一天我从太阳底下回到家时，眼前一片漆黑竟然看不清屋里的任何东西，过了一会儿，眼睛才慢慢适应了。
我很饿，想找点什么东西填填肚子。转了一圈，一无所获，于是把目光对准了灶台。我们家的灶台中间有一腰箍，我踩着腰箍趴在灶台上，推开镬盖一看，铁镬干干净净的，什么也没有。
我失望极了。这时，我发现灶台里壁有一个酒瓶，里边还有半瓶散沽来的烧酒，那是供割稻回来的父亲解暑用的。于是我第二次踩上了灶箍，把那个酒瓶子拿了下来。我找了支筷子，伸进了酒瓶，沾了点烧酒，放到嘴里。
那可是真正的“烧”酒啊，它烧着了我的口舌，烧着了喉咙，烧着了食道，一路烧将下去，烧得我热泪滚滚。一会儿，热辣辣的劲头过去了，竟有一股香气直沁脑门，嘴里也有了甜丝丝的感觉。于是我来了第二筷子，第三筷子。我觉得脸也烧着了，心怦怦地乱跳，我扑倒在竹床上，昏睡了过去，一直到父母回家，还以为我病了呢。
第二次醉酒，是在物资匮乏时期，那时候什么东西都要凭票供应。我们全家都被下放到农村，所有的票证也随之消失了，只有当小学老师的母亲吃商品粮。一天，母亲让我到大公社去，因为她的粮卡上附着一斤黄酒票，她让我去把这斤黄酒买回来。母亲向同校的老师讨了个奶粉瓶，我拿着这个瓶就上路了。
从家里到供应地有十里路。对于十五六岁、长手长腿的我来说，实在不算什么。我打来了这斤黄酒，经过那条蚯蚓般的小街时，发现咸货行里有腌制的咸蛏子卖。我这一兴奋非同小可，因为我们已经很久没见荤腥了。我想，我把这咸蛏买回家，一家老少就都能解馋了。
可是我没带任何装咸蛏的家伙。我看看手中的那瓶黄酒，心想这个奶粉瓶装咸蛏是最合适不过了。
我当时是想把黄酒倒掉。可是转念一想，那不是太浪费太可惜了吗？于是我倚在咸货行的栅栏上，仰起脖子，咕咚咕咚地把一斤黄酒全装到肚子里，然后用腾出来的奶粉瓶买了一斤咸蛏。
回家的十里路，我的脸烧得像着了火一样，浑身上下都火烧火燎的，一颗心仿佛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但是我的脑袋却异常清醒，我想我必须把这瓶蛏子安全运送回家。又担心母亲会怪罪我把黄酒给糟蹋了。我紧紧地握着瓶子，脚步有点踉跄，但不至于太乱，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我甚至尝到了腾云驾雾的味道。
当我把这瓶咸蛏放到自家的餐桌上，并给母亲说明黄酒的去处时，母亲没有发怒，她的脸上露出了赞赏的笑容。我母亲的笑容可是很吝啬的啊。
成人以后，我基本没喝过酒。朋友们也都知道我不喝酒，劝过几次之后，也就不坚持了。
最后一次醉酒，是我到市文联以后。文联人手太少，开展工作有难度。有一次省文联主席到台州，市领导请他的客，把我也叫了去。席上摆的是53度的白酒，酒杯很大，一杯就是一两。按我的惯例，我只要举举杯，碰碰唇，就应付过去了。
省文联主席提示我，这么好的机会，有什么要求快说。于是我就把要增加编制的意思提出来了。旁边有人开玩笑说，你把这酒喝下去，喝一杯酒，给一个编制。我看着那满满当当的高度白酒，面有难色。但我这人爱较真，就问，真的喝一杯酒给一个编制吗？他们回答，当然。我忽然有了豁出去的悲壮，还安慰自己道，喝它几杯，也未必把我醉死。于是我端起酒杯，一口气就干了五杯。
我那着火的脸色一定非常难看，我的心像擂鼓似的狂跳不止。有人开玩笑道，要不要叫救护车？我摇摇头说，不用。因为我自己知道，我的脑袋是清楚的。宴会结束时，我对领导说，你们答应的事可别忘了啊。接着我去推自己的自行车。领导关心地说，叫司机送送你吧。我说不用。我跨上那二八大杠，摇摇晃晃地回家了。
那一晚，据我先生说，我脸如猪肝，酣如雷鸣。先生很担心，他一直坐在床旁，一会儿给我拧把毛巾，一会儿问去不去医院。我很烦躁，嚷嚷说，你干嘛不让我安生啊！一翻身又睡死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