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的作协从去年开始为我们当地的中国作协会员订了一本《人民文学》，每当月初新一期《人民文学》将到来的那几天，我有时一天甚至会两三次地去开楼下的书报箱。
现在的《人民文学》，可谓是我收到的刊物中最考究大气的。拆开印有《人民文学》字样的牛皮纸大信封，里面还封包了一层透明玻璃纸，挺括、华美、高雅、洁净，仿如一件正待打开的珍物，让人在亢奋中不由自主生出一份敬重和庄严来。
可能是印刷发达、油墨成分的改进，现在新的《人民文学》——也包括其他新的杂志和书籍，很少再有过去那种熟稔的油墨香了。这当然是进步。记得十多年前，我在当地文联任职，一直订着《人民文学》，每个月的某一天在一大叠的报纸中，若闻到了那股独特的油墨香，我便知道《人民文学》来了。
当然，上面这些不足以成为我写此文的动力和理由。而动力与理由是：四十多年前，我与《人民文学》的一份难忘的交集。现在再回过头来考量，这份交集或许正是我喜欢写作且能够成为中国作协会员的一个重要动因。
20世纪70年代末，高中刚毕业的我在浙东杭州湾畔的一个乡村供销站工作。当时的乡村供销站，除了保障农村的生活用品、生产资料供应外，大都还设有一个收购废旧物品、旧书旧报的采购部，在收进的旧书旧报中淘宝、捡漏，成了我的一大爱好。近水楼台先得月，以收购时的价格，我买进了不少中意的旧书旧报，有新中国成立前的小学国文教材、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小丛书、胡愈之主编的《东方红》杂志和没有了封底封面的柳青的《创业史》等等。
记得是一个冬天的下午，一位年近八十的老年妇女拎着一大捆旧书来到我们采购部。那妇女一头银丝、穿着整洁，虽然腰稍有佝偻，但清瘦、秀气，这形象在她这个年岁的农村妇女中少有。她要卖的那一大捆旧书，自然也捆扎得整整齐齐。“周大妈，这些书你要卖掉？”采购部的老杭认得她。“老头子走了有一阵了，家里放着这些书，看见了也难受，还是卖了吧。”
她前脚刚走，老杭就向我招招手。我过去打开那捆书，多是些解放初期的课本和识字读本。突然，我眼睛一亮，那捆书的底部竟是六七本1956年、1957年的《人民文学》，虽然纸张已经陈旧发黄，但保存得挺完好：封面整洁平直，内页也没有任何的破损、卷折。每本的扉页“某某某藏书”的印章清晰可辨。
那时旧书的收购价是八分钱一斤，那天当我用二角四分钱买进这六七本比我年龄还大的《人民文学》时，我知道我淘到宝了。
20世纪70年代末，文艺复苏已拉开序幕，但在浙东杭州湾畔的乡村，可看的书籍还是少得可怜。信息、交通不畅，加上自己又没多少钱买书、订杂志，所以那几本几乎是从天而降的《人民文学》，成了我打发夜晚大段大段时间的美好依仗。在那几本杂志中，我第一次看到了许多年后才如雷贯耳的一些大名：王蒙、刘绍棠、李准、王汶石、李国文、闻捷、宗璞、秦牧……
我们供销站除门口一条机耕路通往附近村庄外，四周全是农田，远远望去那乌瓦粉墙一字排开的十来间平房，就像浮在田野里的一条舢板。雪落无声的冬夜、蛙鸣如鼓的春宵或银河熠熠的夏夕、秋雨敲窗的子时，我窝在这条舢板的一个角落，伴着一盏滋滋作响的八瓦台灯，如痴若醉地阅读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刘绍棠《田野落霞》、李准《灰色的篷帆》、王汶石《风雪之夜》、李国文《改选》、宗璞的《红豆》以及闻捷的诗歌、秦牧的散文……能看的书实在太少，这些作品我自然读了不止一遍，有的是三四遍、四五遍。
若干年后，回视自己的阅读和写作，我深为当年与《人民文学》这份难忘的交集而庆幸、感激。因为这几本《人民文学》的启蒙、灌濯和加持，让刚跨进文学大门的我，就有了良好的阅读积累和较高的文学视野。而这对于当时偏居浙东乡村的我来说，无疑十分重要。
大约半年之后，采购部的老杭告诉我，前几天周大妈也走了。她身体不是还好的吗？我有点意外。当然，他们夫妻俩做了几十年乡村教师，感情一直很好，老头走了，她也跟着而去，这样的事也是有的。
回到宿舍，再看到那几本《人民文学》，我有点愣怔。我觉得那几本《人民文学》似与我有缘，这是那一对乡村教师夫妇对我的一种嘱托和勉励。
江南田野里的春天是从第一声蛙鸣开始的。那仿如暴雨骤落、万锅齐沸的蛙鸣，既是江南春天茁壮的底气，也给江南春天带来了蓬勃的声色和活力。从我以后几十年的阅读感知里，当时的那些文学刊物，就是带来文学春天的第一声蛙鸣，最嘹亮也是最热烈的蛙鸣。
不久前我去上虞谢塘镇谢晋故居参观，二楼最大的客厅里，四面都是高高的书柜。书柜里，大都是一代名导谢晋生前阅读和收藏的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的《人民文学》《收获》《解放军文艺》等文学刊物。由此我也想起一件事来。
我在我们县府办公室做秘书时，县政府的主要领导是一位基层农技员出身的干部。他作风扎实，人也比较严肃，但不知何故，偶尔在走廊里碰见他，他总会问我一句：最近在写什么？那时我已有一些不大的作品在报刊发表，但一个工作繁忙的领导还关心着一个小秘书的业余写作，这多少让我有点纳闷。一次凑巧，我到他家请签文件，走进书房吓了我一跳，只见靠墙的书柜里，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小说选刊》，杂志占了大半个柜子。见我诧异，他笑了：“没想到吧，我订了二十多年《小说选刊》，一期都没缺。我现在没功夫仔细看，退休了可以好好看。”
从书房出来时，我在想，这位农技员出身、听惯了田野春天蛙鸣的领导，无疑对另一种蛙鸣——文学的蛙鸣也情有独钟吧。
事实上，无论谢晋、这位县领导，还是包括我在内的无数文学写作者、文学爱好者，有缘谛听文学的蛙鸣，既是生命丰富多彩的写照，也是有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