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沈来的时候，是江南六月里最闷热的一个午后。蝉鸣在金衢盆地织起一张密不透风的网，罩着这个城市。他一如既往地穿着一件精致的白衬衫，今天比较特别，袖口挽到手肘，白皙的小臂上露着淡青色的血管。他带来的不是别的，是几百册书，还有几只沉甸甸的木箱子。
那些书，有些是他父亲留下的建筑类典籍，纸页泛黄，边角却压得平整，看得出原主人是个极爱惜物件的人；有部分书还包着牛皮纸的书皮，封面上用毛笔小楷端端正正地题着书名，字迹清瘦有力。还有一些是老沈自己的摄影书和生活类的书籍，厚重大气，封面有磨砂的触感，像是老胶卷的质感。除此之外，还有他当年吃饭的家伙——一台老式的放大器，几卷已经褪色的黑白胶卷，一个蒙着红丝绒的观片箱。这些东西，带着一股陈年樟木和定影液混合的气味，一进门，就把我这个院子填满了。
我很难想象，这些书是怎么从单元楼的顶楼搬下来的。那是一栋没有电梯的老房子，五六层的楼梯，蜿蜒曲折。我只能在脑海里勾勒出那个画面：老沈弓着背，怀里抱着一摞书，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书上，滴在地上。一步，又一步，一趟又一趟，从高处挪到了平地，再装上车，运到了我这里。
感觉搬书比搬砖还要累人。搬砖是体力的消耗，搬书却是心力的拉扯。因为你搬的不是纸，是别人的记忆，是别人的生命。
在这之前，我的书院已经有一万多册书，这些书就是我随身的行囊，是我在这世间漂泊时，唯一舍不得放下的牵挂。从南国的广州到北地的北京，再一路向南，回到浙江的故土。这万里征途，每一次搬家，每一次打包与拆箱，都像是一场漫长而艰辛的“渡劫”。
别人搬家，搬的是家当；而我搬的，是自己无处安放的半生。
我和老沈，其实早就有过交集。多年前，我在教育学院，他在金华造漆厂。我们同在人民东路，仅仅隔着一条东市集。那个小小的十字路口，像是一个命运的漩涡。近的有金华铁路司机学校，不远处有金华艺校、金华卫校、金华电大、金华商校……那是一条充满活力的街道。金华造漆厂当年是个红火的企业，文化礼堂大而气派，每逢有重要的庆典，或是全校的晚会，我们学校都会去借那里的场地。或许，曾经在某个拥挤的过道里，我们擦肩而过；或许，在某个喧闹的舞台下，我们曾坐在相邻的椅子上。
但那时，我们不曾相识。
如今，他要离开金华，处理掉房子，那些家具、电器都可以变卖，唯独这些书，他舍不得扔，也舍不得卖废纸。书是有灵性的，卖废纸是对灵性的亵渎。思来想去，他把这些书和器材，作为礼物，送给了我。
“书到这里，就如同水回到海洋里。”他说这话时，语气里带着一丝解脱，又带着一丝难以言说的落寞。
而后，他驾车绝尘而去。灰尘久久地飘荡在白杜龙村的上空，翻转曼舞而后定。
我想到，小时候，父母因为在外工作忙，暂时将我寄放在外公外婆家，也是这样的感觉吧。
那时的我，就像一本被父母郑重托付的、尚未读完的书，被轻轻放在了外婆家那张斑驳的老花床上。我记得那个夏日的午后，蝉鸣声碎，空气里弥漫着老屋特有的气息。父母放下我，叮嘱了几句，便转身匆匆离去。我翻身从床上滚下，快步走到门口，站在房门边，看着他们的背影在刺眼的阳光下渐渐模糊，最终被村口的老槐树吞没。
那一刻，小小的我心里，便也生出过这样一丝复杂的况味。
那是一种被安顿下来的、沉甸甸的解脱。外公外婆的院落，就像一片广袤而包容的海洋，接纳了我这个漂泊的、带着几分怯生生的水滴。在这里，我可以光着脚丫踩在微凉的水泥地上，可以肆无忌惮地翻阅外公书架上那些泛黄的旧书，可以在外婆摇着的蒲扇下，听着那些古老而绵长的故事，沉沉睡去。我安全了，我有了归处。
可与此同时，心底深处，又无可避免地泛起一丝难以言说的落寞。那是一种被“留下”的、隐秘的酸楚。我知道，自己是被“寄存”的。当老沈说出那句话，当他驾车绝尘而去，将几百册书和半生记忆都留在这个院子里时，我忽然就懂了。
我们都不是在遗弃，而是在完成一场盛大的托付。他把那些承载着家族记忆、个人悲欢的“孩子们”，送到了它们该去的地方。他转身离去时的背影，一定也像我当年看着父母离去时一样，带着几分决绝，又藏着万般不舍。
书到了这里，便不再是孤本，不再是私藏。它们会在这里，被一双双年轻的手翻开，被一双双明亮的眼睛注视。它们会像水滴融入海洋一样，在这片土地上，重新获得生命，重新流淌。
而我，这个曾经被“寄放”的孩子，如今也成了这片海洋的一部分。我守着一院子的书香，守着这些被托付的时光，等待着下一个推门而入的人，等待着下一段故事的开始。
这或许，就是书与人的宿命。我们都在寻找归宿，又都在成为别人的归宿。在一次次“留下”与“离开”之间，在一次次“解脱”与“落寞”的交织中，我们完成了生命的流转，也完成了灵魂的安放。
整理这些书，花了我很长很长的时间。我把它们从箱子里一摞摞地抱出来，拂去封面上的浮尘，按照类别，一本本地插进书架。建筑类的放在一格，摄影类的放在一格，杂志放在最下层。那些摄影器材，我搬到了二楼的客厅，用软布擦干净，放大器的镜头在阳光下闪着幽微的光，像一只沉睡的眼睛。
有朋友来，或是小朋友来，我总爱把他们带到书架前，指着那些书说：“看，这是老沈的礼物。”我给他们讲老沈的父亲，一个严谨的建筑师，如何在灯下用尺子量着图纸；讲老沈，一个执着的摄影师，如何在暗房里冲洗出一张张黑白的记忆。我告诉他们，这些书和器材，它们是有温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