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越老，作品越年轻
新中国第二代雕塑家沈文强
用一把刀
塑刻
永不褪色的
精神印记
沈文强的老师是李金发、刘开渠这批中国第一代留法的雕塑艺术家，他的学生里，有上海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曾成钢、杭州雕塑院院长林岗，都是新一代写实雕塑的佼佼者。他在青年时代接受欧洲现代艺术体系训练的同时，又有机会经历了苏联教学系统的培养，后来在1980年代赴法国访学。也是在这种西方的视野中，他们这代人开始更有意识地看到了中国独步世界的文化传统，思考自己民族的雕塑语言。
学生们都说，他是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老头儿。在创作理念和风格的尝试上，他一直非常年轻，甚至晚年的作品比学生们都前卫。
我见过沈先生的一些照片，亲切儒雅，眼神里有能量。我想这跟他的创作有联系，写实雕塑本身就是一种处理时空的艺术。按照物理学的理论，人穿越四维时空的速度是恒定的——如果不断地穿越空间，就会有一部分速度分配给了“空间”维度，在“时间”轴上行进的速度就会变少，时间就流逝得慢了。
不断地创造、进入空间，人就不显得老。对沈文强先生这样一个多元、开放的艺术家来说，他其实一直都在古、今、中、西形成的“四维”里穿越。
1951年，沈文强考入中央美院华东分院（中国美院前身）时，21岁。当年的他可能还没有太专业的美术基础——因为沈先生以前跟学生们讲起过：那时美院素描考试多用木炭条作画，统一给考生发白馒头，捏软后可以擦拭炭粉、修改画面。沈文强拿到馒头的时候，以为是发的干粮，就把“橡皮”给吃了。
不过，这位沈同学很顺利地考上了美院。他的老师，是百年前第一代留法归国的雕塑家，他们也是中国现代雕塑史的开创者。
到1950年代沈文强入学时，主持创作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刘开渠先生已经担任校长，加上雕塑系有留日归来的萧传玖、程曼叔，留法归来的周轻鼎，还有卢鸿基四位教授组成的师资队伍，这是一支新中国现实主义雕塑艺术的最强力量。
沈文强1955年本科毕业创作的《于子三》，就已经引起了全国美术界轰动。
1947年，浙大学生领袖于子三被国民党特务残忍杀害。这位22岁的青年牺牲以后，全国爆发了反迫害的爱国运动。
“我来杭州读书时，这座城市里到处都留有于子三运动的痕迹，这段历史离我们很近。”沈文强觉得自己作为美院学生，有责任用雕塑来纪念本地青年先烈。
许江说，沈先生的这件作品是“以极其生动的泥塑语言，刻画了这个热血英姿：他骨骼坚挺，气势坚韧，衣纹勾出身形的风姿，格外有着一种英气”。
塑造于子三的时候，沈文强二十四五岁，已经显示出一种擅长处理大局的能力：他并不靠表面的伤痕煽情，也没有给人物设置夸张的动态。这尊于子三先生沉稳，颧骨、眉弓的块面被做得冷硬、收紧，右边肩膀略抬起，头颅向上微仰，所有抗争的情绪都藏在青年烈士骨骼的起伏里。
1956年，沈文强前往北京参加苏联专家克林杜霍夫雕塑训练班，当时全国只有23位青年雕塑骨干入选。
苏联的雕塑创作更强调为塑造革命事件和人物服务，它有一套完整的科学步骤，讲究骨骼到位：精准掌握了人体各个部位的运动规律，即便没有模特，也能一下把人物重心、空间、形体都堆出来了。
1958年这个班级结业时，沈文强创作了一尊《音乐家冼星海》，那张脸极富感染力：表情并不戏剧化，但收束的口部、紧致的唇线与微妙的脸部肌肉牵动，音乐家因为内心的澎湃在颤抖。
这件作品的泥稿小样一直保存在美院雕塑系，很多年以后有一次要放大这件作品，沈文强再见到自己的原作，被“冼先生”给吓了一大跳：“他好像活过来了。”
学生们都说，沈教授的作品越放大越好看。因为他对形体有生动的写实，对人物细节的刻画，巧妙而精微。
在杭州雕塑院，能看到沈文强1960年塑造的一组刻画渔民的作品，大约两三米高。8年前，院长林岗组织团队将这组不到一米的原作放大，做成户外雕塑。
有一尊是一位昂首挺立的渔民。他的手一下吸引住了观众：他背上扛着一只锚，右手臂弯折托着锚冠根部，左手臂几乎伸直架住了锚杆尾端，两只手掌都紧紧地握住锚，以至于这个力量牵动了全身的肌肉趋势。
沈文强每次创作都会花大量的时间观察生活，他发现渔民的手，是几乎在任何时间都习惯性紧握东西的，比如哪怕他们到了岸上买烧酒，街上没有风，他也紧紧地握着酒瓶，就像在海上的状态一样。
渔民在海上能够上天入地。大风降临时，他们迅敏地爬上桅杆，用刀把绳子全部砍断，让船帆挂下来了；有时候，水底下的网被缠住，他们又马上要跳下海去把渔网处理好。
“我认为这种精神状态是一种英雄行为。”沈文强把这种英雄的力量和性格抽象出来，“渔民”就变成了海的化身。
沈文强这代青年艺术家在接受了西方两个流派的专业训练之后，他们需要思考“融合”，不仅仅是法式浪漫的写实与苏式纪念碑创作逻辑的融合、取舍，他们一生的志向，是同时回望中国艺术的传统，在多元的碰撞中探索自己民族的雕塑语言。
1984年，沈文强创作的一尊鲁迅先生，入选第六届全国美展并获得铜奖。
对中国雕塑艺术来说，鲁迅先生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刘开渠1933年回国后，到上海拜访蔡元培先生，恰逢当时鲁迅先生也在场。当鲁迅得知这位青年留法学习是雕塑时，他大加赞赏：“过去中国人只做泥菩萨，现在该是轮到做人像了。”这句话奠定了中国现代雕塑的现实主义之路。
很多艺术家都塑造过鲁迅，许江认为沈文强创作的《孺子牛》是最传神的。
今天大家在美院象山校区遇到的凡人鲁迅，他个子不高，但身躯伟拔，慈眉善目，头发却顽强地竖起来，许江说沈老师是“将这位革命的旗手、青年的导师的慈怀隐在如磐的身架之中，昭示出‘孺子牛’的真分量”。
6月24日那天，两位女同学捧着向日葵，在鲁迅先生身边照了一张毕业照。这样一比对才发现，这尊鲁迅像其实做得非常小，不算近半米的台基，塑像的长、宽、高尺寸只有40x60x135cm。
沈文强教授一生并没有太多的机会做城市里的户外大型作品，他的原件几乎都是架上雕塑，现在能在公共区域看到的很多塑像，都是后来做的放大件。
但是沈先生是处理空间的高手，他对体块的理解有极高的天赋，并不需要大的体量来制造声势。林岗记得有一年在国家博物馆做展览，展厅层高有十几米，小作品很容易被环境“吃掉”。但沈老师的小件全部镇定自若，每一件都自有一个宇宙时空。“他可以做出建筑的结构感。”
当天我们在杭州高级中学贡院校区的校园里看到沈钧儒先生的像，很具体地感受到了沈文强是怎么塑造人物的身体感的：
1909年，沈钧儒先生任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杭州高级中学的前身）监督，也就是校长，是浙江近代新式教育与民主救国的标志性人物。
校园里的沈钧儒先生一身长衫长袍，被雕塑家整合为整肃的大体积块面，肩胸方正稳重，躯干挺拔。脸部以下，包括胡子在内，所有的一切都以体和面的转折带过，塑造出了完整、浑厚的轮廓。
沈先生个子并不高，仔细看过《开国大典》照片的都有这个印象。但沈文强很巧妙地把底座和人物连通起来，用静态体量，塑造出了沈钧儒文人的风骨与民主斗士稳重的底气。
晚高峰时间，我们忍不住在这座城市最繁华、喧嚣的转角，与器宇轩昂的沈钧儒先生对视良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