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92年立秋时分的一个午后，别人家都还在躲避午后的高温，父母已经挑起一担尿出发，准备去田里兑了水浇玉米苗。
“双抢”过后，农活稍微空闲，午后的田畈不见人影，只有知了在不知疲倦地叫着。父母知道我力气小，这酷暑天大中午，这陡峭的山路，空手都吃力，还要挑一担尿上山，肯定吃不消，只让我挑一簸箕复合肥在后面跟着，不肯让我替他们一程。
头两天，高考成绩出来，我再次名落孙山，心情低落，父母劝我想开一点。
三考三落榜，我本无脸出门，但田里农活不等人，父母这么辛苦，本已愧对他们，怎么还好意思躲在家里要死要活？只得硬着头皮出门，暗暗庆幸，这热死人的路上没碰到一个人。
两只陈旧的尿桶在烈日下泛着暗沉的光，两个稻草圈浮在上面，随着父亲的脚步，一前一后微微晃动着，阻止着尿液溢出。
山路有几处特别陡峭，被人用锄头掘出几个泥窠，算是台阶。父亲只能侧着身，拄着棒柱，将脚前掌踮在仅能容下半脚的泥窠上，一步一步地向上挪。父母轮换着前行，汗水浸透的衣服粘在他们后背，小腿上暴涨的青筋如同爬满了一条条粗壮的绿色蚯蚓。
终于到了上山头水塘的塘塍上，父母早已累得直喘气，浑身被汗浸透，赶紧到水塘里洗一洗汗水，凉快凉快。
父亲说：“我们先去种豆，把尿桶停到阴凉处，等日头落山了，再挑到田里，兑了水浇玉米苗。”
待得太阳偏西，玉米田里已经晒不到太阳了，还在种豆的父亲交代我：“你去把那担尿挑过来吧。”
塘塍跟玉米田只隔着一丘田，这点路我去挑过来应该是没问题的，刚好去水塘那边凉快一下。
到了水塘边，先下到水里凉快了一下。浑身湿漉漉地，山风一吹，倒是凉快了许多。来到尿桶边，我拿起扁担撸好络头，半蹲下身，一手拄着棒柱，一手随意地搭在扁担上，慢慢站起来。
就在我站直身子，抬腿开步的刹那，脚底湿滑的拖鞋猛地一滑，整个人瞬间失了重心。肩上的扁担‘啪’的一声翻转过来，像一记羞辱的耳光重重地抽在我脸上。扁担后头的络头瞬间滑脱，尿桶直坠落地，发出“咚”的一声闷响。紧接着，前面的尿桶被向前抡飞的扁担带倒，桶中的尿液“哗”的一声如决堤般涌出，浸透了干渴燥热的泥土，嘶嘶地冒着热气，顺着塘塍的斜坡瞬间消失在草丛深处，最后流到了水塘里，只有那只臭烘烘的稻草圈，滚落在塘塍边的杂草中。
我跌坐在草地上，看着侧翻在地、空空如也的尿桶，看着地上那一大片黄黄的尿渍，跪起来，盯着那片渗进泥土的尿渍，伸出手，又缩回来。
脸上开始火辣辣地疼，水塘很静，我盯了很久。
父母听到响声，远远地看到了我这边的情景，放下手中的活，赶紧顺着田塍跑了过来。
母亲赶紧把我扶起来，拍拍我身上的泥土，拾起扁担，责怪父亲：“你怎么又拿这根扁担来担，这根扁担老是会反转打脸的，下次不要用了。”
父亲扶起我面前那只侧翻在地的尿桶，走过来问我：“人没事吧？”
看着泪流满面的我，父亲说：“你也别难过了，你看，这不是还有一桶没翻吗？多兑点水就好了。”
父亲拿起空尿桶放到没翻倒的这只尿桶边说道：“这天旱我们种不了水稻，我们就种玉米、种黄豆；考不上大学，我们去打工、学手艺。你看那么多人没上过大学，不也过得好好的吗？活人还能让尿憋死？不要愁。”
父亲将另一桶尿匀成两个半桶，挑到塘边。夕阳将他佝偻的脊背拉出一道长长的影子，阳光照在黝黑锃亮的背上，像水面一样反着光。我怔怔地看着一辈子沉默寡言的父亲，蹲下身，将剩下的两半桶尿，舀上清水，兑满。
父亲挑起担子，我和母亲慢慢跟在后面，一起往田里走。父亲脚步稳稳踩在窄窄的田埂路上，扁担在肩上发出熟悉的吱呀声。
“太浓了怕烧苗，”他回头对我说，“兑淡点，慢慢浇，根才扎得深。”
以后的日子，打工、结婚、生子、创业，整日忙忙碌碌为生活奔波。
为了让自己不再只做一个“满嘴说的都是吃的小商贩”，在高中毕业近30年后，又买了些名家名著来读，重拾纸笔，以三尺柜台为书桌，守店之余记录一点平凡生活。
文章时有在县、市报刊上发表，并得以加入县、市作协和中国散文学会。父亲听说后，打电话来说：“这算起来，也能抵得上以前的‘秀才’了吧？你这30年的‘老童生’名头，也能摘掉了！”
我自嘲道：“发表几篇文章就是秀才了？就算是，也还是个‘落第秀才’呀！”
不觉间，父亲离开我们已经4年了。冬至回老家祭祖，母亲让我去杂物间找东西。当年那担尿桶与扁担，蒙着一层灰，静静地躺在墙角。田地被政府征用后，尿桶扁担已无用武之地，母亲却没舍得扔掉它们。
我吹了吹扁担上的灰尘，用手轻轻抚摸扁担上熟悉的纹理。
模糊间，我仿佛又看见那只翻倒的尿桶，父亲弯腰把它扶正，往半桶尿里兑上水，挑起扁担，不说话，一步一步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