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钱弘俶汴梁行到“斧声烛影”
赵冬梅、董哲等谈《太平年》与历史真实
史料与百姓情绪
哪个更真实
本报记者 宋浩/文 徐彦/摄
“董哲老师说话中气十足，很像历史上真实的赵匡胤！”
一位观众提问时脱口而出，现场一片欢呼。董哲笑着摆手：“（我）没那么能打！”面容黝黑、身材高大的他，声音孔武有力，确实与画像上的赵匡胤有几分神似。这句妙答，又引来一阵笑声。
4月26日，第14届春风悦读榜颁奖典礼在杭州举行。作为颁奖嘉宾，一级编剧董哲来杭，吸引了一众粉丝——继《建党伟业》《智取威虎山》等作品后，他编剧的《太平年》成为今年的话题大剧。
4月25日晚，在位于滨江区安放山泽里的春风悦读生活集现场，董哲与春风悦读榜终评委、北京大学赵冬梅教授，春风“年度非虚构作品”得主黄博（《如临大敌》作者）、胡可奇（《安史之乱：历史、宣传与神话》作者之一），以“当编剧遇见非虚构：《太平年》与历史真实”为题，进行交流，考古学者、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郑嘉励主持。
对谈从历史真实与史料辨析切入，在历史非虚构写作的边界处，将讨论推上高潮。
虚构的汴梁行
剧中，钱弘俶出使汴梁，与赵匡胤、郭荣结下了深厚友情。这是史料中没有记载的。董哲说，一开始跟赵冬梅老师以及所有历史顾问沟通时，他都坦率表示：这是从故事角度虚构的。
为什么要让钱弘俶“提前”到一趟汴京？董哲表示，钱弘俶承担的是一个“导游”的性质。从这部剧的表达来说，需要开运三年前后这次汴梁相聚。
创作《太平年》，董哲的基本出发点，是从普通人的角度去看待五代乱世，把视角拉到当时最底层的老百姓身上：他们如何审视王朝的合法性。
从第一集对中原地区的战乱充分铺陈之后，钱弘俶对张彦泽捅出一刀。“这是当时汴梁、天下人人想做的，他替天下人做了。”董哲说，在当时的普通人眼中，这段历史与其说是征服和投降，更多在于谁能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谁就是真命天子。
“我们做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其实是写给今天的人看。”董哲表示，“如果钱弘俶见不到中原的惨状，观众就缺少一个看中原的导游。”三人这种宿命的相遇，更多是为了人物的成长，为了呈现当时那个时代的底色，把人物放到时代里。
钱弘俶汴京之行历史上虽没有记载，但董哲发现，钱弘俶的六伯钱元璙曾出使汴京；钱弘俶的儿子钱维濬也去过。上一代、下一代都有人做过这件事，那么安排钱弘俶去汴京，也算忠实于历史的逻辑，不违背当时中原王朝与吴越之间的关系。
赵冬梅的考虑
赵冬梅作为专家，曾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参与《太平年》的提前看片。她问董哲：“你想不想听听我的真实感受？”董哲答：“太想听啦！”
“对我一个教历史的人来说，我认为历史不应该只停留在大学课堂和历史教材里。”赵冬梅说，“历史本身有教化乃至娱乐的功能，它是我们民族的记忆，是决定‘我是谁’的重要一部分内容，而这绝不仅仅是由论文和史学著作来完成的。”
正如《三国演义》推动了无数人了解三国的历史，“我们大部分人都是从文学作品开始，而不是史学作品。”
很多家长问她：应该给孩子看什么历史书，从哪里开始？赵冬梅一般回答：看什么都行，看得多了，自然就学会分辨了。历史当然有趣，考据求真的过程充满了“理趣”，学者像大侦探断案一样把蛛丝马迹找出来，这非常动人。但对大众来说，了解历史，需要符合时代审美的历史讲述。
赵冬梅直言，她对于《太平年》确有偏爱。在她看来，宋代文明成就中两大珍贵遗产，一是《太平年》呈现的“吴越归地”，二是“澶渊之盟”——“两个势均力敌、不同民族的政权之间，能够通过协议达成120年的和平，我认为这在人类文明史上都是应该得到赞美的。”
在这个意义上，“《太平年》长在了我的审美上。”赵冬梅认为，这是我们民族政治文明的高度智慧。
“烛影斧声”背后的价值观
顺着钱弘俶汴京之行的话题，董哲谈到历史素材的运用。
第47集的“烛影斧声”，赵匡胤在生命的最后一晚与弟弟雪夜对谈，将象征国家的玉斧塞到弟弟手中。《太平年》颠覆了传统认知中“弑兄夺位”的疑案，重新演绎成一场兄终弟及、豪情万丈的江山托付。
董哲表示，关于“烛影斧声”的史料非常多，“传奇性的奇闻轶事、野史笔记中的记载，都可以作为史料选择。”但对《太平年》来说，如果选择另一种表达，可能与剧的主题相去甚远。如今的处理加入了赵匡胤临终前的“好做好做”（加油干），也写到了“以玉斧拄地”、在地图上“玉斧划界”等情节，体现了他临终前对国家完成统一、天下太平的意愿。
“《太平年》表达的更多是一种家国大义。”董哲说，在这个表达下，王朝的个人传承属于偏支、小节。剧中尽可能从家国大义的角度，从民生、统一、太平的角度选择史料，而非渲染宫闱秘闻。
从郭荣对赵匡胤的期待，到赵匡胤对赵光义的嘱托，再到钱弘俶的纳土归宋，共同纳入“家国大义”的表达体系中。
“影视剧最核心的东西是价值观。”创作要根据价值观和表达来选择人物和故事，尤其对于历史题材。否则史料浩如烟海、人物多如繁星，故事和人物的选择将无从下手。
从电视剧的反响来看，董哲“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是成功的。《太平年》不仅在收视和口碑上获得认可，还推动了大众对那段历史的进一步考据。
郑嘉励分享了一个细节：浙江人民出版社去年冬天出版了日本学者砺波护的《冯道：乱世的理想与人生》，起初销量不佳。《太平年》播出后被各种书单推荐，最终大卖。
记者观察到，这本书至今仍在豆瓣“每月热门图书榜”上。
历史的真与美
回到历史的非虚构呈现，郑嘉励风趣地表示，张诗坪、胡可奇写的安史之乱可称“《太平年》前传”，黄博写北宋谣言恐慌可称“《太平年》后传”。
《安史之乱》与《太平年》确有诸多关联脉络：从唐代持续到五代的绢帛货币化；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割据演变为五代的“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胡可奇认为，历史在被记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记录者的立场、喜好和团队诉求。“有可能九分真一分假，有可能一分真九分假。”
他引用学者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历史上所有人都说安禄山、史思明是坏人，但河北地区的人却长期怀念他们，甚至将唐初的窦建德也纳入崇拜。“这说明一群人有自己的利害诉求和想法。”胡可奇说，“真实历史与所谓虚构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
黄博则从“谣言”的角度切入。他在《如临大敌》中写宋代谣言，内核是“宋朝人的太平焦虑”——好日子过久了，总有人想做些不好的事。
他分享了一个“细思极恐”的细节：四川地区曾献给宋仁宗一株罕见之花，被命名为“太平瑞圣花”。四川百姓的理由是“这花六十多年没开过了”。六十多年前是什么？五代十国的后蜀。这意味着什么？对四川百姓而言，五代后蜀才是“太平盛世”。
黄博由此提出：史料的形式真实与情绪真实是两回事。“所有谣言故事里都藏着真实的情绪，把握住这些，比纠结虚构还是非虚构更能把握真实感。”
这场对谈的精彩之处，在于四位嘉宾从不同的门进入，却走向了同一个房间，共同指向一个信念：历史不是沉睡的故纸堆，而是活着的民族记忆。
无论是学者的“言必有据”，还是编剧的“表达先行”，最终都指向同一个问题——我们如何让千年前的故事，照亮今天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