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伟璐是个“90后”，却已有10余年社区工作经验。
“大学毕业时，在报纸上看到社工招聘广告，因为离家近就报名了。”当时的俞伟璐，觉得能帮人调解问题是一件非常有意思有成就感的事。他说，现在想想，真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
处理邻里纠纷，成了他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久而久之，形成了一套独有的工作方法——“站在双方看问题”。
俞伟璐解释，一件事情能发展成纠纷，说明双方都坚持不同的看法，“如果只以对错论，事情就容易成为死结。”
他是调解员 电话通话时长，每月都不够用
工作前九年，俞伟璐在文澜社区工作。那里是拱宸桥街道最为年轻的区域，那些2015年后陆续交付的商品房小区基本上都定了《临时管理规约》。
“商品房小区的业主以上班族为主，是以规约建立起来的陌生邻里社会。”不过，在调解中，俞伟璐发现，一提到“公约里是怎么规定的”，调解就容易陷入死局，甚至双方情绪一上来，会想着“对簿公堂”。
俞伟璐记忆最深的一次调解，涉及三户的漏水事件。
双方僵持不下，都来找俞伟璐诉苦，“他们都是上班族，很难碰头，电话和楼下沟通完，再打给楼上，半个小时起步很正常。”
那几天，就连休息时俞伟璐都在思考怎么处理，最终在多次协调会后，敲定了维修方案。
因为影响到楼下邻居的主卧，楼下提出要赔偿住宿费。楼上表示，你家还有别的房间可以住，不愿意赔。
俞伟璐一遍遍给楼上打电话，“施工时灰尘很大，住里面又影响施工进度。”他还对比了辖区内多家便捷酒店的住宿价格，提供了酒店的建议，并计算了合理的赔偿费。他又联系了楼下，希望等楼上同意赔偿后，能包个两三百元的红包给他们，“初衷是能让双方的气理顺，毕竟大家还要生活在一片屋檐下。”
俞伟璐说，自从来到社区，一次电话超过半个小时是常有的事，150分钟的套餐通话时长，每月20日前后就用完了，“现在和同事打电话尽量用微信，套餐通话时长还是不够用。”
他也是家里人 给安慰给帮助，考虑各方诉求
2025年，俞伟璐来到蚕花园社区，成了整个街道最年轻的社区三方办主任（注：三方是指居委会、业委会、物业）。
和文澜社区不同，建成于2000年前后的蚕花园是老小区，近两万人的居民中超三成是老年人。在这里，俞伟璐碰到了以前没碰到过的事。
比如，有老人在小区里迷路。“我们每个片区都有网格员，发现老人后，都会第一时间将老人带回家。”俞伟璐发现，很多不记得家的老人，却总是能记得社区的位置，“这可能就是对我们的信任。”再比如，很多老人不会使用手机。于是他们会找到社区，“我们就手把手教他们。”
俞伟璐说：“在蚕花园，我更像‘家里人’。有点委屈，或者政策不清楚，居民就想着找我。”面对家人，更需要“站在双方看问题”。
蚕花园沿街商铺多，卖菜、卖海鲜的店铺出店经营问题频发，俞伟璐和社区同事分别邀约，把大家聚在一起，召开红茶议事会。
最终，双方敲定了一条“台阶规矩”：可以外摆，但只能在台阶范围内、不能超出台阶；商户要负责店门口的卫生，垃圾不能乱丢；要服从管理。
“有了明确的规矩，商户们也愿意自觉遵守，就不用‘猫捉老鼠’了。”俞伟璐说，他们还建立了商户信用分制度，商户转手时要告知新店主这些规矩，“这不是一锤子买卖，要一直约束下去。”如今，完成了老旧小区改造的蚕花园焕然一新，沿街商铺井然有序、烟火升腾。
俞伟璐也坦言，社区调解从来不简单，他有时候也会遇到棘手问题，也会郁闷。
有的时候，他晚上10点还在联系双方沟通，也会深入思考：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要不要再组织一次协调会？用什么措辞、怎么让步、如何让双方认同……
一旦邻里问题解决，俞伟璐就会产生一种莫大的成就感，“如果让我再选一次，我还是会选择当社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