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茜 吴朝香
通讯员 童小仙 李文芳 祝姚玲
清明节，空气中弥漫着思念的味道。我们常谈论生死，却鲜少真正直面。而有一群人，每日都与死亡狭路相逢——急诊科医生、呼吸科大夫、儿科护士……他们在生命最脆弱时坚守床边。清明节前夕，让我们走进他们的故事，在关于死亡与告别的讲述中，多一些思考，也获得更多勇气。
浙大二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卢骁：
“那晚抢救的画面，在脑海放了一夜”
那晚9点多，急诊来了一名患者。我和团队一直抢救到凌晨，依然没有把人拉回来。
他伤得太重了。家属跪在地上，哭着求我。我只能说：我们真的尽力了。
凌晨一点多，我躺在床上，抢救的画面不断在脑海回放——那个跪下去的身影，监护仪上拉直的线，按压的触感……无力与挫败感袭来，我几乎整夜未眠。这种精神上的损耗，远比身体疲惫更难承受。
急诊室里，车祸、猝死、中毒……生命在一瞬间就可能消失。哪怕我干了快20年，每天都在一线和死神博弈，见惯生死，却始终无法“习惯”死亡带来的冲击。每一次患者离世，都是心灵淬炼，也是生命的学习。
急诊医生工作艰难，常处于极限拉扯中——一边是全力抢救，一边要面对离别；一边是家属的期待，一边是现实的残酷。不少人因无法承受这种压力而转岗。
去年一位大面积心梗的40多岁患者，心跳停止后上了ECMO一度好转。我当时信心满满地说，有80%把握能把他救回。可那20%就是现实，撤机后并发症接踵而来，患者撑了半个月还是走了。我们投入了所有资源，但重症医学不是花了精力就一定能得到结果。这种打击留下心理阴影，面对下一个类似病人，心中难免恐惧。
向家属宣布死亡，比抢救失败更煎熬。我见过太多家属崩溃，有哭天抢地的，有当场晕倒的。我只能强迫自己冷静，用专业温和的语气解释病情，安抚悲伤。
看到年轻医生因患者死亡走不出来，我会告诉他们：只要做临床医生，就得面对死亡。这是必修课。
努力也常带来奇迹。去年有位被认为没希望的病人，住院四个月康复后竟走着回家。那一刻，你会觉得所有努力都值了。
医学有无奈，也有求索。我们在失败中磨砺自己，在成功中寻找力量，第二天天亮，会继续穿上白大褂，走进抢救室。
浙大邵逸夫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王筝扬：
“那个‘坏’病人，把自己捐给了医学”
老王不姓王，是我给他起的名字。十多年前，他60多岁，小细胞肺癌晚期转移至肝脏，住进来时情况不佳，错过化疗最佳时机。他瘦且皮肤发黄，眉眼锋利，病历上写着“既往不良依从”，护士们都知道他脾气不好且爱抽烟。
老王对医生也没好脸色，我每次查房，他都不看，也不回答，侧头盯着窗外槐树。他胆红素超标、肝酶翻倍，却饮食无节制，吃完红烧猪蹄就抽烟，还称“要抽到死那天”。我在心里给他贴上了标签：不配合、对抗性强、嗜好烟酒。
但他也有一些习惯和其他人不一样：洗漱前在枕头下垫毛巾，怕弄脏床；晚上很少叫人，发热、疼痛自己忍着。
一天查房，老王少见地没装睡，突然问我：“医院收那种……不烧的死人吗？”我吓了一跳。老王解释：“比如我是病死的，不是车祸或自杀，医学院收不收、嫌不嫌难看？”我说遗体捐献，需本人签署且有流程、家属同意，老王没等说完就摆手说随便问问，之后再没提过。
又过了一阵子，老王不见了，只留纸条说出去吃顿大的。大家急得团团转，快到夜班时他才慢悠悠回来，不作解释。
谜底在一天晚上揭晓。老伴送换洗衣服，尼龙包里露出红色封皮小册子，我抽出一看，是老王的遗体捐献登记证书，已盖章生效。老王看到被发现，指指床头柜让帮忙看东西齐不齐。我打开，看到打印好的申请表，字迹潦草，有老王签名和红色指纹。
我成了捐赠申请协助人，联系医学院登记、准备医学资料、安排死亡通知与家属沟通。老王走得不安详，最后几天黄疸严重、意识模糊、出现谵妄。弥留之际，他轻轻说：“记得送过去。”我点点头。
几周后，医学院来信确认接收遗体用于教学，附卡片写着：“吾身虽朽，愿为明灯。感恩王文成（化名）先生捐赠大体，医学生铭记。”
那年医学生解剖课开场，我被邀请介绍捐献者背景，特意讲了老王：“他不善言辞，有很多坏习惯，依从性差，不是好病人。但他把死亡变成医学生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位老师。”
我一直记得老王，把他的故事讲给一届届医学生和年轻医生听，让大家明白要尊重每一位病人。老王虽像“坏人”，但他的决定和境界高出很多人。绝大多数人面对死亡沉溺恐惧，老王却用另一种方式战胜恐惧。
浙大儿院肿瘤外科护士长吕丹尼：
“被骂冷血后，我学会了怎么告别”
我们每天守护着稚嫩的孩童，他们的生命或许短暂，却有着最纯粹的渴望。这些年，我见过太多孩子在病痛中挣扎，也亲历过无数次与生命的告别。而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我职业生涯中送走的第一个小病人——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
那时我年轻资历浅，在监护室上班。一个五六岁患有胆道闭锁的男孩病情突然恶化，紧急抢救后于凌晨离世。当时年轻，没办法感同身受，所以在家长跟小朋友告别时，我催了一下，结果被家长说“冷血”。十几年过去了，我至今还记得。
我当时很害怕，感觉手足无措，但唯独没有共情。那次之后，我慢慢学会不要催，不要讲苍白的安慰，默默陪在身边，帮擦拭孩子的身体，让孩子舒服一些，就是对失去孩子父母最好的支持。我也会把这个故事讲给年轻的护士听。
真正改变我的是2021年一个15岁结肠癌男孩。男孩很懂事，吃了很多苦，知道自己治不好后安慰父母，还和父母约定离世后捐献眼角膜。巩膜黄染时，他叮嘱父母保护好眼睛。这个深陷黑暗的男孩，最后把光明带给了别人。
这件事让我明白：医学有尽头，但善意没有。死亡不是生命落幕，善意延续是另一种新生。
从那以后，我对安宁疗护有了新理解。工作不再只是拼尽全力留住孩子，哪怕孩子痛苦；而是在生命终点温柔陪伴，让孩子有选择，与世界好好告别。
有男孩早早安排好骨灰盒与墓地，叮嘱父母别分开；有活泼爱笑、爱给护士起外号的小男孩，两次复发后双目失明，过完元宵节安静离去；有小姑娘因病耗尽家中积蓄，最大心愿是住单人间，如愿的当晚却离世了；还有女孩轻声呢喃：“我还能看到今年夏天的样子吗？”……
很多孩子都会写下小小的心愿清单：想看电影，想亲眼看升旗，想见彩虹……我们总会拼尽全力，帮他们实现，因为不知他们何时会悄然离开。
每天下班前，我会跟病房里的孩子们说：“明天阿姨再来看你。”这句话说给孩子听，也说给我自己。我总盼着第二天上班还能看见他们，可有些深夜，看到工作群里传来的坏消息，便再也无法入眠。
我们与孩子相伴时光或长或短，孩子承受的病痛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我们也常安慰家长：大家终会在另一个世界重逢，在孩子看不见的地方，替他们好好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