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留客
从黄易到奚珣强
一头扎进西湖群山
在杭州
为什么有一群人爱寻石
【引子】
1595年，谷雨，杭州吴山瑞石洞，有三个人在“飞来石”下喝酒。
200年后，清代金石学家、杭州人黄易回乡葬母。51岁的他，经济拮据，没有在杭州停留很久的打算。
在杭停留的短暂时间，黄易做了一件事，走遍杭州西湖周边，访遍摩崖古迹，之后，留下了《武林访碑录》手稿，这是一部还没有完成的著作。
他去了瑞石洞，看到了这三个明代人的“到此一游”，回去记在了他的小本本上：
【趙宧光等題名】
萬曆乙未谷雨，
世尗、凡夫、公繩
觴此。
篆書，寸餘。瑞石山飛來石。
学者白谦慎曾说，黄易对金石学最大的贡献并非他的学术成就，而是他重新发现了许多古代碑刻，并制作和收藏了大量精拓本。他与老师丁敬并称“丁黄”，为“西泠八家”之一，近三十年的访碑生涯中，与他相关的《祀三公山碑》《汉石经残字》等，每一次发现，都会在乾嘉学者的“朋友圈”刷屏。
又一个220年过去。
2015年的冬天，奚珣强也钻进了瑞石古洞里。
来杭州6年了，他做起了旅游租车生意，为了想知道西湖周边有什么景点，一年前，他买了一本《杭州的山》，花了一两个月按图索骥，把书里提及的摩崖石刻全部寻访了一遍。后来，又买了清代阮元的《两浙金石志》，带书爬山，找到一处，就在条目上画一个钩。
此时，他已经对西湖边的摩崖石刻，渐生兴趣。那天下雨，“飞来石”题刻左上侧，他看到有几行残存的篆字，相较平常，更加清晰。但他只能认出，不明所以。
心里放不下。又过了两年，
2017年，他又进阶了，买了本《西湖文献集成续辑.第11册》，内有黄易《武林访碑录》当代点校本，其中一条是飞来石上一处题刻的全文。他想起之前，在此处题刻前，自己只能认出11个字，不明所以，现在才知道，原来刻的是三个人在飞来石前喝酒。
可是，这三个人又是谁？
又过去两年。2019年，他认识了另一个石痴新昌人陈洁，他是摄影师，也是摩崖石刻拓片师，两人建了一个叫“至微堂”的古迹群，开始和群友一起在西湖边访石。那年，谷雨前，在寻访石屋洞区域题刻时，在洞口塞门石内侧一个隐蔽处，发现了一处完整的篆书题刻，正是同一天，三人小组的另一个“到此一游”。
黄易记下的三个人名，4年后，老奚终于破案。今人和古人完成了一次200多年的湖山对话。这次对话，载入了新书《武林访碑录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作者：【清】黄易，奚珣强 陈洁 校注。
这是当代人首次以“脚”校注一本古籍，文献校勘与田野踏勘相结合，发现黄易原文中的错误，补充著录不详的信息，并加入核对现存摩崖的原石照片。而他们，不是文献学家，也不是文史专家，只是爱爬山的普通人。
很多人有个感觉——为什么全国好像只有杭州这个地方有那么多人喜欢访石访碑，并不是访名山大川的著名石刻那样，而是一头扎进山里，执着寻找带字的石头，费力耗神，倾注情感，自古到今，从未改变。
有刻才有寻。而驱动他们的，或许是同一个情绪和动机，他们都因此成为山中之客。
西湖诸山，因何留客（刻）？
金石学三个字，对普通人来说有点专业，但如果说，它就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雏形，你就秒懂了。中国传统金石学主要以中国古代的青铜器（金）和石刻碑碣（石）为研究对象，后又扩大至简牍、甲骨、玉器、封泥等出土或传世器物。它起于北宋，到了清代成为最流行的学术活动。
千百年来，文人墨客来杭游玩，寺院开龛造像，官府或民间的营建活动，都会在杭州西湖群山里留下众多摩崖石刻，相当于保留了大量的文物资料。清代学者写过好几本杭州金石的“打卡书”，阮元的《两浙金石志》、丁敬的《武林金石记》，都是正式出版物。但记录杭州石刻资料的重要著作——黄易的《武林访碑录》却从来没有正式刊刻出版过，只存罕见钞本，仅有当代的标点等。
浙江古籍出版社编辑石梅，历史文献学出身。但她第一次看到上海图书馆藏《武林访碑录》钞本（丁氏八千卷楼本抄录的鄀公钟室钞本）时有点崩溃——混乱到不知所云的行文，还有奇奇怪怪的标记和零零碎碎的文字共舞，以及各种□□（黄易不知道是啥字只好用□）。
奚珣强却喜欢背着这本“潦草”手稿，在西湖群山中，寻找黄易记录的石刻。
老奚发现，黄易“打卡”，是按西湖群山的地理位置著录各类石刻的，从城内吴山、向西湖东南、南屏山、凤凰山……龙井、宝石山、飞来峰、孤山……一处处展开，宛若“天开图画”。如果只选一部书，作为今人上山访石的最佳路书，《武林访碑录》最合适。
他带着钞本影印件，和南京图书馆藏另一钞本电子版，一头扎进山中湖上，实地校对，陈洁负责拍照。入山出山，反反复复。
在很多人看来，石痴们找石头的行为，是杭州话说的“空佬佬”，无聊，不能理解。
那年发现三个明代人喝酒的石刻后，老奚也自嘲，揪出三个400多年前在飞来石下喝酒的人，足够无聊。
真的无聊吗？
2018年11月29日，“佛影灵奇”展在浙博开幕，展出了很多馆藏吴越国造像。奚珣强拿着九曜山造像的照片找到浙江省博物馆的魏祝挺——
魏老师，这是不是吴越国造像？
他带着魏祝挺“杀”去现场。四眼井村内最北的停车场，一直往北，有条通向太子湾公园的土路，造像就在路侧。
魏祝挺一看，小激动，吴越国的。
之后，两个人常常结伴爬山，我们写过最初的故事：两个男人爬山发现了乾隆的“小有天园”。
“老奚的寻找，让我知道，原来古人留下的材料，我们可以继续探索，重新修改。”魏祝挺说。
同样是在杭州访古访石，但古人的关注点并不同。
宋代人关注的是景观美不美，然后留下题刻。所以宋人和宋以前的人找的是景观的C位。
而清代乾嘉金石学人是赏景和访古相结合，这是前代所不具备的特点。甚至这个景观不一定像唐宋人看到的那么美，但是，他们照样要在这里停留很久，他们要“考古”。他们关注的是唐宋人在这里留下的题刻，考到了，访到了，就可以在这里呆一天。他们还要刻写，甚至画画访碑图，把自己画到这个景观里去，和古人同在。
这里魏祝挺补充了几个很重要的知识点：
在政治中心访古，古人是不敢随便留“到此一游”的，所以吴越和南宋的摩崖题游，在杭州很少；
为什么杭州会成为清代乾嘉金石学的一个中心？包括清代金石学在杭州的鼎盛、西泠印社为什么在杭州，以及现在杭州访石的流行……这些都可以归结为——杭州的碑刻和摩崖集中在西湖周边，这或许是其他任何城市不具备的条件。
清代乾嘉金石学在杭州访石的特征和条件，延续到了今天。西湖诸山中留存至今的石刻遗迹，成为今人和不同代际的古人对话的最佳校本。
黄易当年访碑途中的随手记录，见则录之，未经系统整理，讹误甚多。而当奚珣强重走黄易访碑之路，这些文字竟豁然开朗，条目渐次清晰。
如一条景祐四年十二月的残缺题名，题主姓名只有一个半字，想必是黄易当年辨识困难。而在强光手电的辅助下，并结合清代《录山小识》录文，奚珣强寻到了原石，并补全了缺失的文字。
黄易方向感算好了，但也难免谬误，不加以辨别，会被古人带入云雾乱峰之中。
比如，方豪等象鼻峰题名，黄易将它与龙井一带的题刻放在了一起，如果你今天去龙井一带找它，那是找不到的，老奚在烟霞洞发现了它，确认了准确位置。
但是有一块石头，从踏入西湖群山开始，快十年了，老奚怎么都寻不到。
翻开老奚摸了十多年的《两浙金石志》，泛黄，密密麻麻的批注，勾勾叉叉，还有问号，以及只有老奚自己才能看懂的符号。
《两浙金石志》收录了浙江秦到元至正年间的680处金石铭文，其中西湖的摩崖石刻占三分之一还多。目录里，排在杭州地区第一品的摩崖石刻，叫“唐源少良等题名”。
阮元是按年代排序的，这一处就是杭州年代最早的摩崖题刻，刻于唐天宝六载（747）。
同样的，黄易在《武林访碑录》，也记了这个题名，归在“灵隐天竺”下，但是只有以下简略条目：
唐源少良題名
正書，天寳六年正月廿三日。
自清代以来，仅知在飞来峰，没人知道究竟在哪块石头上。而各机构及民间，也从未有拓本现身。
奚珣强不信。一找就是六七年，几乎放弃。
2021年12月6日，我约了邵群、老奚、陈洁去莲花峰采访飞来峰的造像新发现。结束后，时间还早，老奚又惦记起源少良，再次钻进野山里，从香林洞一路爬。
此地是一个干涸的泉水遗址，一看，石壁上有很大的三个字“璎珞泉”，下款“沙门行之”。
这是一个新发现。他拍了照片，此时下午五点左右，天快黑了，他就下山了。
晚上回去查文献，清·三宝《莲华峰古迹考略》璎珞泉条目下有记载，行之，是一个元代僧人，重新疏浚璎珞泉，后一年，泉涸，所以题字在至正四年。
之后几天，他和陈洁又去了几次，在“璎珞泉”的字迹下看到很多残迹。
“文昌”两个字先认了出来。张文昌，他脑袋里跳出这个名字，北宋人，翻经台就有一处他的题名，原来就在这里。
那晚回去临睡前，他又拿起“璎珞泉”的照片看，右下角隐约看出了源、良两个字。
难道是源少良。
他一个翻身，打开电脑，打开丁敬《武林石刻记》（也叫《武林金石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汪氏求是斋钞本。第五行，只有一个“游”字，而第一行，就是“监察御史源少良”七个字。
位置完全一致。
监察御史源少良、陕县尉阳陵、此郡太守张守信，天宝六载正月廿三日同游。
为什么只剩下三个字？原来，“璎珞泉”三个大字把它盖住了！也就是说，跟考古地层一样，这处杭州迄今最早的唐刻被叠压在宋人和元人的题刻之下。
复盘一下：
北宋景德三年（1006）张文昌等人，题于唐代天宝六载（747）源少良等题名之下，彼时两者相安无事。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张文昌等题名遭“梅违、黄安仁同游”第一次覆刻；元至正四年（1344），以上三处再遭“璎珞泉，沙门行之”整体覆刻。
而阮元和黄易没有找到，认为早已失灭的“源少良”，终于在1200多年后被发现。
2022年，湖山镌永——杭州西湖历代摩崖题刻拓本展在浙博开幕。唐天宝六年（747）源少良等神尼舍利塔题名、唐永贞元年（805）王澹等天竺寺题名、唐萧悦等天竺寺题名，以及吴越天福四年（939）冷求李安开路记、宋康定元年（1040）司马池司马光南屏山题名、宋熙宁三年（1070）郑獬章惇等莲花峰题名等，均为历代无考品或失落已久的题刻，全部由奚珣强找到，在展览中首次面世。
“这方题刻的发现，真的就攻克了很多摩崖的难题，把杭州摩崖的历史提前到了1200多年前。”魏祝挺在展览开幕导览时，有些小激动。
找到源少良那晚，老奚竟然生出了巨大的空虚感。
还有一次，“酒过三巡，当他念及西湖访石从此将失去内驱动力，竟至于痛哭流涕。”见到这一幕，郑嘉励写在了文章里。
他是被老奚带入“坑”的。
郑嘉励是玉环人，在杭州生活了二三十年，过去从没觉得自己是杭州人，没有生于什么家乡和文化的认同，他的“吾乡”从来都指玉环。
2021年初，他认识了老奚，跟着他走遍西湖诸山，有名的山，无名的山，只要有摩崖题刻、石窟造像分布的山，通通走一遍，“春天走，冬天走，晴天走，雨天走。我享受这种状态，走向湖山深处，正是把读书和生活体验融会贯通的路径。”
“读书和实地考察是两码事，前者是知识，后者是体验。只有到现场，你去看过它，摸过它，记录过它，才是体验。”
在他看来，阮元、黄易是从金石学和保存史料的角度，编录杭州的石刻碑刻，但是，前人的记录，绝大多数都是片段性、碎片式的史料，比如苏东坡什么时候在杭州哪里留下了什么字，等于是新闻五要素。
他在思考，今天的访石者，在山中的寻访和探索，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越清代金石学家的研究范式，以及如何加深我们对西湖景观生成的认知？
“如果我们从西湖景观生成史和杭州城市历史发展整体性的角度去访石，今天的访石人，就不止是阮元和黄易的延长线。”他说，西湖摩崖石刻的著录应该效仿石窟寺考古，做整片记录。比如，凤凰山上的月岩一带，元代陈天瑞、明代萧一中、王阳明等人，诗刻云集，但是到清代后就没了。这是为什么？这就能生出很多问题，这跟景观的消长、城市发展密切关联，可以做更多的讨论。
“我想，这正是奚珣强访石尚待揭示的另外一层的社会意义。林林总总的西湖摩崖石刻，未必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宝石山造像的保存状况和艺术价值都不算佳，但我们的研究和解读，对宝石山附近的居民和每天到宝石山上看日出、锻炼身体或观光的民众而言，对他们理解、体验城市历史和环湖诸山却具有潜在的情感、趣味和思想价值—毕竟知识和学术是少数精英的事，而体验和生活是人民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摩崖石刻是手段，西湖山水才是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