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
是温暖的纪念
误读
随着《太平年》的热播，杭州西湖北边的保俶塔下，开始出现了一些鲜花——显然这是献给钱弘俶（后避讳改为钱俶）的。因为杭州人都知道：保俶保俶，保佑的就是钱俶。
但是，“保俶塔”这一名字，乃至保佑钱俶的这个故事，似乎与真实的历史有差距，可以说是一个“误读”。
关于塔名，《咸淳临安志》明确记载是“保叔塔”，建于“开宝元年（968年）”。这应该是钱俶自己在位时建的。
另外一说，保俶塔是钱镠时所建。《八琼室金石补正》记载了一块出土于保俶塔下砖文，因其有“壬午□（岁）造塔”等字，所以有人据此推测“壬午”当是钱镠（卒于932年）在位期间的922年。
两说中，前者可能更加靠谱。因为建塔者为钱俶的舅舅吴延爽。所以，可以排除钱镠造塔的可能性。
但是，不管是922年建，还是968年建，都远在钱俶976年上汴京朝宋之前。自然不会有保佑钱俶的故事出现，所以该塔自然也就不可能得名“保俶塔”。
而且，“保俶塔”这个名称出现时间也不早。明代人韩邦奇（1479年-1556年）有诗《登保俶寺》，咏的就是百姓建塔保佑钱俶的故事。这可能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保俶塔”一例。
到了明末，朱国祯的《涌幢小品》、张岱的《西湖梦寻》等书，也称其为“保俶塔”，并解为保佑钱俶之意。“保俶塔”一名也就逐步流行起来。
但是，自宋以来直至清代乃至民国时代，大多数文献中所见的塔名，都是“保叔塔”，而非“保俶塔”。更加直观的方式是“图像证史”。《咸淳临安志·西湖图》中，标识的就是“保叔塔”。民国时期的地图，也多标为“保叔塔”，一直到1946年的杭州地图中，才标识为“保俶塔”。
保叔和保俶
那么，“保叔塔”的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呢？
根据《临安志》等记载，可知乃是北宋咸平年间（998-1003年），由僧人永保重修，因而得名“保叔”。《洪武杭州府志》中，徐一夔有写《重建宝石山崇寿院记》：“咸平中，僧永保有目眚（sheng，眼疾），誓修宝塔，以还光明。化缘城府，十阅寒暑。市人咸以师叔称之。塔既完，人因呼为保叔塔。”就是说，杭州人称重修此塔的僧人为“永保师叔”，所以也就用“保叔”的简称来名塔了。
“保叔塔”为什么又会被误读为“保俶塔”的呢？这一“误读”源自钱俶这个男人，其中包含着更值得探究的内涵。
《太平年》剧中有个非常精彩的情节，郭荣、赵匡胤、钱俶三人再次聚首时，郭荣引钱镠的“最短情书”对钱俶说：“陌上花开之时，你可缓缓归矣。”意为等到太平之日，你可要回归中原啊。而钱俶郑重点头首肯。这是一个政治约定。多年后，虽然郭荣已经换成了赵匡胤，但钱俶此去开封，依然是带着赴约的心态。
对于吴越和杭州的老百姓来说，他们对这位爱民的君主有着太多的不舍。钱俶本人低调温和，自奉节俭，史书上说他“食不重味”。他修雷峰塔，亲笔写过《塔记》，说是吴越宫中有佛发舍利，“不敢私秘宫禁中，恭率宝贝，创窣波于西湖之浒以奉安之”，意思是，不敢私藏，舍利要埋在西湖边的宝塔之下，希望广大百姓因此得到宝贝的护佑。
杭州人民最终把对钱俶的怀念，寄托到了雷峰塔隔湖遥遥相望的保俶塔上了。
可以说，关于此塔，历史上存在两条流传的线，明线上叫“保叔塔”，多为典籍记载；而暗线上叫“保俶塔”，多为民间口头传播，到明代才进入到典籍记载之中。
东南第一州
因“叔”近“俶”，老百姓的主动“误读”出于对钱俶的感情，因为他们是钱俶的“纳土归宋”这一政治抉择的最大获益者。
钱俶一生最重要的抉择，就是“纳土归宋”。他用一种和平的方式，让吴越国融入大宋，融入全国。对于吴越国的军民，特别是杭州的老百姓来说，他们避免了本来很可能面临的战争灾难。
在此，不得不提到的是欧阳修《有美堂记》。北宋梅挚任杭州知州时，曾取仁宗皇帝的诗句“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在杭州吴山顶建了一座“有美堂”。名篇 《有美堂记》中，欧阳修通过两步论证了一个命题：杭州为什么会是“东南第一州”？
欧阳修先是以两个标准——山水之美、城市之富，选出了两个候选：杭州（钱塘）、南京（金陵）。
第二步，则是通过历史说明，在改朝换代之际，南唐抗命，导致战争，以致于“今其江山虽在，而颓垣废址，荒烟野草”；而吴越纳土，不烦干戈，则“今其民幸富完安乐”。“东南第一州”该归杭州，不言而喻。
欧阳修的总结，是带有政治意味的，同时也是文学之语。但他说的这两步，却也是符合史实的。其实，更重要的还在于，入宋之后，南京和杭州的机遇，相去甚远。这也与改朝换代之际的“顺、逆”不同有关。
入宋之后，杭州成了两浙路的路治所在地。北宋的两浙路，范围比吴越国还大一些。在北宋攻打南唐的时候，钱俶从南方夹击，趁机攻占了常州、润州，归顺之时实际拥有了十五州之地。北宋的两浙路，就是去掉福州后的十四州之地。宋代开创性地设置“两浙路”（唐代是浙东、浙西两个道），可以理解为是宋廷为了奖赏钱俶的纳土归宋——杭州虽然失去了“王国首都”的地位，但依然保持了“会府”（相当于省会）的地位。这种政治地位的保持，对于杭州的繁荣局面是有关键意义的。
与此相反，南京（金陵）入宋后，是江南东路的路级治所，但江南东路只有七州二军：宣、歙、池、徽、饶、信、太平等州，南康、广德等二军。其地域沿着长江分布，是今天的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地区（南京号为“徽京”，是有历史渊源的）。一定程度上，南京就被边缘化了，这也是后来人们在定义江南的时候，经常将南京排除在外的原因之一吧。
因此，不妨说，北宋的杭州，堪称是吴越国的最大政治遗产。这个遗产，是钱俶送给杭州人民最好的礼物。
守护
杭州百姓一直记着这份恩情。在这里面，历史和故事，确实没有了界线，没有了区别。
今天，中国人已经把西湖视为中国审美的经典，而环湖一看，钱俶的影子却在很多地方出现：雷峰塔、净慈寺、钱王祠、保俶塔，几乎围满了西湖一圈。再告诉大家一个秘密：保俶塔和雷峰塔，正好处于一条经线上，也就是正南正北方位；而且，两塔之间的连线，刚好把西湖对半分开，所以，两塔连线，就是“西湖中轴线”。钱俶虽然早就离开了西湖，但早已化身为西湖真正的守护神。对杭州人来说，钱俶不是一个历史人物，而是一直活在当下。直到今天，杭州人依然愿意把那个人的名字立在西湖北边的山上，守着这份天底下最美的湖光山色。这个“误读”，难道不也是最美丽而温暖的吗？
《太平年》的热播，再次唤醒了杭州人对这个名字的记忆，也唤醒了中国人对“太平年”的反思。我相信，从此之后，当人们漫步在湖边、荡漾湖中的时候，不经意间抬起头来，看到西湖北山上那一个细小的塔身，也许不再是一个疑问那是什么，而是会出现一个温暖的名字，一个一直守护着西湖、守护着美好的名字。
作者系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