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水而名、因水而迁、因水而兴……余杭的历史，是一部与水“相爱相杀”的滔滔史诗。
五千多年来，处于杭嘉湖平原和浙江丘陵山地过渡地带的余杭，既诞生了阡陌纵横、千帆过尽的繁华，也铭刻了防洪抗灾、警钟长鸣的苦难记忆。余杭历代先民战天斗地，探索建起令今人叹为观止的卓越水利系统，也为杭州这座城市注入了江南少有的硬气和风骨。
“逆天改命”的先民
治水、用水，造就“养人”水乡
杭州静谧又充满生机的江南水乡模样，在良渚时期就奠定了雏形。
自古，太湖流域就是台风、暴雨和洪涝的重灾区。5000年前，水患将良渚人动员了起来，建造起规模惊人的外围水利系统和完备的水路交通体系，保护粮食生产和古城的安全，在这片洪水常肆虐之地“逆天改命”。余杭乃至杭州的治水史也从这里开始书写。
2017年，考古学家在莫角山宫殿南部发现了良渚人的“粮仓”遗址，根据推测这里可容纳20万千克的稻谷。作为世界上独树一帜的稻作文明，良渚的强大离不开当时先民们已经具备的主动抗御、疏导、利用山区水资源等重要能力。
“从气象学来说，良渚至夏朝晚期，地球正处于洪水泛滥期，良渚古城北部群山脚下多为海洋。杭嘉湖平原的形成，是几千年来海侵海退过程中人类活动与自然互动的结果。”浙江水利水电学院水文化研究院教授李海静看来，江南平原的开发利用与水利工程建设密切相关，良渚时期的外围水坝系统，见证了余杭区域社会发展中人水互动的最早历史，苕溪水系的历史演变与余杭的发展更加休戚相关。
斗转星移2000年，在位于余杭区潘板镇俞家堰村西南200米的小古城遗址，北城墙处的一座商代水门遗迹为人们研究余杭先民逐步开展筑堤、浚塘、开湖等更大规模改造自然活动提供了新证据。
“这是目前中国考古发掘同类型中最早的水门，用途、结构甚至和秦汉时期广州南越国木构水闸相似，可见防洪、引水功能的先进。”李海静认为，根据余杭的地势地貌结合良渚水利系统、小古城遗址，可以推测出余杭先民随着水陆运动、海平面下降，逐步从浙北山区高地向淤积形成的杭嘉湖平原不断迁移定居。由此，“水”成为余杭建城史的重要符号。
历代余杭父母官
立下城市格局
公元前222年，秦国在南苕溪南岸设立余杭县，余杭人与水的“爱恨情仇”开始写入史册。
东汉熹平二年（公元173年），县令陈浑组织百姓在县城西南一处低洼开阔地开湖筑塘来分杀拦蓄洪水，同时筑起西险大塘导流北、中、南苕溪汇成东苕溪向北进入太湖。
两年后，南湖“降生”，湖畔的滚水坝“五亩塍”还将周围荒泽灌溉为千顷良田，余杭也迈出了成为浙北重要产粮区的关键一步。近五百年后隋代开凿的著名“运粮河”余杭塘河，一千年后宋代见证米市繁荣、水运繁忙的仓前粮仓，都随着历史的齿轮开始“转动”。
陈浑后，历代余杭主政官都继承了以民为上的治水初衷。
唐代宝历元年（825年），县令归珧不仅重新疏通南湖并修复西险大塘，并在城北“另起炉灶”，开挖蓄水池“北湖”，分泄北面洪水灌溉周边田地，自己却因劳累过度病逝任上；北宋崇宁五年（1106年），宰相蔡京看中南湖风水想引水入湖为母亲墓地添景，县令杨时以南湖蓄洪的利害关系极力劝阻……
经过不懈治理，苕溪成为兴邦之水并催生出繁荣贸易。
北宋雍熙初年，余杭县城城址最终定址溪北，并逐渐形成了“溪北为城，溪南为市”的格局。
余杭安，杭嘉湖三地皆安
一城风物尽在苕溪
历史上，对杭州城市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是水，而最终成就这座世界华美之城的也是水。
“从区位看，余杭是杭嘉湖平原水患治理的咽喉之地。陆运交通发达之前，水运是江浙经济的命脉。因此历代的苕溪治理工程都与江南运河兴建、太湖流域治理密切相关。”李海静说。
仓前古镇，是被苕溪繁忙水运激活的一个重要历史见证。宋代起，承载着往来于余杭和大运河漕运的余杭塘河穿镇而过。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南宋政府建立便民仓以备赈济，并以仓名街，自此阅尽了杭州千百年的繁荣漕运。
来自余杭苕溪的水，关键时刻还为杭州城“续过命”。南宋淳祐七年（1247年），临安府遭遇大旱，临安知府赵与蕙开凿了一条36里长的宦塘河（今西塘河），在城北新桥至奉口交界处联通天目水（今东苕溪），大大缓解了临安城内居民用水困难，也让杭州的历史并没有因为这场旱灾而“断更”。
西险大塘，至今依然是“杭嘉湖平原的第一守护神”。1949年以后，余杭人不仅对大塘坝体进行多次整修加固，还创造了“百米一人”的巡塘制度。1999年和2000年夏季，加固完工的西险大塘经受住特大洪水的严峻考验，保住了杭州主城区的安全。
今天，杭州城市发展重心正在向西转移，人们对于治水的理念也发生了变化。西险大塘从单纯的“安全堤”被重塑为“生态堤、文化堤、风景堤、艺术堤和运动堤”。
2022年8月，西险大塘达标加固工程开工，在将防洪标准由100年一遇提高至200年一遇之外，还融入了景观、人文、运动、旅游等元素。建成后，这座“工程+景观+文化”的体验式开放水利枢纽，将成为一条滨水风情休闲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