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评委李敬泽形容初识陈晓明时，如同看到从天山上下来的“剑客”，鲜衣怒马，闯荡江湖，在文学大地上展开理论的探险，在漫游中无边地挑战。而现在，他既是侠客又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活跃的批评家。
作为批评家，多年来，陈晓明不知道跟作家们有多少场争论。“跟余华是最多的了，有时候都会不欢而散，但过后又很好，我们都是不记事的。为了艺术，面红耳赤，这都不算什么。”
相争甚至不仅限于文学。“王蒙先生说他用五笔，我说我也用五笔，他说他五笔只练一个礼拜，我说我只练五天。”批评家与作家坐到一起，话题的跳跃程度远超我们的想象。
此趟杭州之行，陈晓明跟王蒙边游湖边聊最新的电影和美剧，跟毕飞宇切磋健身的真理与误区，跟一众获奖嘉宾分享他的煮面之道，过程如同科学实验般严谨。最后，一众旁观的人得出，这位老师是一个技术控——
研究什么是最专业的跑步鞋，最专业的运动手表；自称对车略懂，但一坐上车就报出了型号、厂商和价格，并论述起与同赛道电动车比较的优劣；喜欢电子产品，比学生都精通，“他们差我一大截了”……
陈晓明总结自己：“我有一个病态的爱好，我是一个怀疑主义者，不停地研究身边的一切。”
这样的人，笔，停不下来。
正如陈晓明在获奖感言中所说，有生之年将尽更大的努力去阅读更多的优秀作品，而且坚持写作下去。
剑客不老。
以下，是本报记者与陈晓明的对话。
潮新闻·钱江晚报：浙江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学积累，特别在现代文学史这一阶段。与前辈们相比，当代中国文学里的浙江文学（浙派）有形成新的特质吗？在作品中又是如何体现的？
陈晓明：浙江有一大批著名当代作家，有早一代的叶文玲、黄亚洲等等，有余华、麦家、艾伟等等，到后面60代又是一大批。
浙江的当代作家是比较讲个性的，与浙江人温和的性格反差很大。
余华，我们二十几岁就相识了，他本人有天真、朴实、单纯的一面，但他的语言非常锐利，会写那些令人恐怖的东西。
像麦家，他也很喜欢写偏离生活的那个方面，开掘自己的道路，去寻找一种抵达极限的命运。
艾伟的小说断裂感也很强。我非常欣赏他的《爱人同志》，我在跟学生分析小说最后的结局时，曾说过他（艾伟）心何其“狠”。
仔细读浙江作家的作品，背后是非常狠的力道，就像看透一切，大彻大悟，在阅读时需要有一种心理承受力。
潮新闻·钱江晚报：您书中提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进入一个激烈变革的时代。在各种思潮的冲击下，当代浙江文学受哪些方面的影响比较大？
陈晓明：这个说起来比较复杂。
比如余华，就曾经特别谈到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小说里有一个情节，医生拿着灯去照病人当时溃烂的状态，那个是非常恐怖的。后来，余华在《一九八六年》中写主人公砍自己的腿，砍得鲜血淋漓，我觉得跟卡夫卡是有关系的。
除了卡夫卡，川端康成对余华的影响也非常大，很多读者看不出来。余华的天分太高了，所以你完全看不出痕迹，但是仔细一辨那个味道，就有某种一脉相承的东西。
我还记得有一次在会上听到余华讲到鲁迅对他的影响，大约是1996年，那是我第一次听他说起鲁迅。他称从中学的时候就一直读鲁迅。鲁迅对语言的那种控制，那种简洁、冷峻、沉着，我觉得余华应该是学到家了。
余华曾经承认他在打磨作品时，以普鲁斯特为标杆，他后来还非常赞赏麦克尤恩的写作，我也曾经说过，他是中国的麦克尤恩。
我想余华吸收的东西还是很平分秋色的，鲁迅、卡夫卡、川端康城、普鲁斯特……能够把这几位的东西羽化成自己的东西，他确实是天分型的。
潮新闻·钱江晚报：您如何评价当下的浙江文学或者说浙派文学？
陈晓明：我很想写一篇有关地理文学概念重新复活的文章。当下的时代提倡全球化、城市化、去地方化，但在文学上强调地方，是有意义的，文学一定要和时代保持距离，甚至和时代背道而驰。
这是阿甘本说的，当代性就是一个人与自身时代的一种独特关系，它既依附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
德国汉学家顾彬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讲到鲁迅，就说鲁迅和他的时代保持了距离，鲁迅适合的时代跨度非常大。
当年，科耶夫开讲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听讲者甚众，都是法国一代俊杰。据说巴塔耶某天听完讲座，发出感慨说：“老黑格尔，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多么有道理。”后来德里达写了一篇文章论巴塔耶，引述这句话作为题辞。黑格尔距科耶夫讲课的时代都过去多少年了？150年了吧。那么，我说鲁迅也套一下那个话，“鲁迅，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多么有道理。”
我们现在都说不出他（鲁迅）那样的话，还是他讲得最深刻。我们可以看到像余华、麦家他们都深受鲁迅的影响。所以，我觉得浙派是成立的。关于过去的历史也好，还有现代的渊源也好，还有当代作家的一种努力，我觉得应该去强化浙江的文化品性、文化风格。
潮新闻·钱江晚报：能用几个词来描述您对这套八卷本文集的评价吗？
陈晓明：我脑子里首先跳出的词是“时代感”。我做过很多的命名，先锋派、晚生代、后新时期、个人化写作、后现代、后历史、晚郁时期、漫长的20世纪、漫长的90年代……等等等等，上世纪80年代末期，我不断强调，就是1987年之后，从新时期进入后新时期（新时期后期）。我始终在做这样的一些划分。
我的文字比较贴近作品，贴近文学的事件性，贴近文学的现场，处于对当代文学的变革历史境遇中。今天去读，甚至有隔世之感，这恰恰表明它属于那个时代，它和那个时代联系在一起。所以回过头来看一看，我觉得写下的这些文字还是见证了一个文学发展的历史，有一点点慰藉。
潮新闻·钱江晚报：文集的每一卷，前面都有一首诗或一句话作为题辞，还有您以前出版的书也是这样。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陈晓明：有一些是诗，有一些是哲学家的话。我觉得它们是语言的极致，能够表达非常丰富的东西，那些包含想象和无穷意味或无限可能性的思想，正是我最为向往的。
所以，我希望我写的批评文章也能够有一种诗性的效果和意境，给人以想象，给人以思考，给人以启发，在理论和传播中间找到一个平衡。尤其是岁数大了，我更追求这个，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做得还是不够。
潮新闻·钱江晚报：对于这套书，您对不同的读者有一些什么样的阅读建议？
陈晓明：李泽厚先生曾经说过，读书一种是精读，一种是泛读，还有一种尝尝味道。
比如说，你专业对口要写论文，这个书可能还是值得花点时间去读一读。有些读者可以随便翻一翻，像《不死的纯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主潮》，还是比较好读的，感兴趣的话，就当作一个故事翻一翻。《通透之境》文章相对短一些，适合任意选读，可以挑一些看看。
我觉得读书是这样，有时候我会坐在一个地方对着一大摞书，这个翻翻那个翻翻，一个上午也许就全部翻完了。也有可能，翻到某本书，我就停下来了，而且会花几天的时间去看它。读书应该是率性而行，受兴趣的驱动，不要给自己下死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