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岁的王蒙，把日子安排得井井有条，他睡得早，起得早，早上5点开始写作是常事，“每天大概写两三个小时，比过去少多了，过去七八个小时、十几个小时都有。”
那有没有坚持锻炼身体？他笑着说，“必须啊，不锻炼早完蛋了。我一个礼拜游两次泳，每次400米。每天走路比过去少多了，但也有一天走个一万多步的，现在平均大概是6000步。”
他把时间管理做到“极致”。对他而言，生命的强者皆是时间的朋友，会珍惜人生的每时每刻，就像他在2018年出版的随笔《不烦恼：我的人生哲学》里写的，“人们对天才有许多定义，有的说天才即勤奋，有的说天才是三分运气，七分汗水，都言之有理。但如果是我，如果浅薄如我，都能有机会谈天才的定义问题，我要说天才即集中时间，即集中精力。”
他也说，孔子的《论语》中，最喜欢的便是那句“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里包含了孔子面对时间的流逝，对于生命的珍惜与嗟叹，你再找不着这么合适的话了。”
王蒙仍然饱含生活的激情，用人生的“回旋”写下亮晶晶的日子，抵消岁月的消磨，也给流逝的时间赋予永恒的生命力。
说起未来的写作，王蒙觉得顺其自然，写想写的东西就好，“我从来没有为尝试而尝试，为创新而创新。每当我要写到什么东西，我就感觉不可能用别的方法，只能用‘回旋曲’的方法或者某个稀奇古怪的方法，到那时候自己才会明白。所以，谈到一些文学上的计划、策划，也很难说，有时候忽然就想写了。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觉得这玩意是可以写的，早晚我要把它写出来，有时候就是有这种兴致。”
以下，是本报记者与王蒙的对话。
潮新闻·钱江晚报：您的《霞满天》中有这样一句话——“九十五岁的蔡霞与八十七岁的王蒙见面，她笑着说：我读过你的《夜的眼》和《初春回旋曲》。”为什么会提到《夜的眼》和《初春回旋曲》？
王蒙：《夜的眼》发表于1979年，是我从新疆回来几个月后，在《光明日报》上发的一篇小说。这篇小说的写法和当时的伤痕文学有较大差别，更多写的是个人心理活动，还有对人生的一种感觉。文学界的有些朋友觉得奇特，说看不懂，说这个故事没写完整。但是也有一些青年，比如天津作家赵玫，当时还在上大学，读了《夜的眼》后觉得文学还有这样的，世界变得不一样了；外国的有些汉学家，看完《夜的眼》后立刻翻译了它，因为觉得文学又回到了中国。至于《初春回旋曲》，是发表后鲜少被人提起的作品。这篇小说本来是1963年前后写的，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小说被冻结了，不能发表，然后这个小说找不到了，但我还记得这个小说，等于“回旋曲”又“回旋”了一回，到1990年又拾起小说的内容，把它又写了一遍。所以我写《初春回旋曲》的时候，比小说里的王蒙大七岁。小说里境遇很糟糕、倒霉的那个人，突然又提醒了王蒙，让他回忆起了自己已经忘却的往事。
潮新闻·钱江晚报：您在《霞满天》中埋下许多谜面，有没有想过读者会如何解读这些谜面？
王蒙：在有些作品中，我把自己、王蒙，或者是用WM，把这个人物放进小说里，但小说里的WM和王蒙并不代表我，因为小说不是我的自白书，或者说我的自传。他们是小说里的人物，换了一种经历。我这样做也是在申明，小说的主角不是王蒙，有时候读者太认为你写的主角就是你。
《霞满天》里，我和比我大七岁的主角蔡霞互动，她是王蒙的读者，还在交谈中提到了两本触动王蒙心扉的书。这种情况下，读者就不会觉得蔡霞的故事就是王蒙的故事。
小说如果没有实感、真实性，就很难写得成功，这事很要命。但如果小说真实到别人开始按书中的经历考证你，今天猜出这个来，过两天又猜出那个来，这也是一种痛苦。我在小说中埋些“谜面”，是为了避免这个现象，顺便增加一些写作的乐趣，让人家觉得我写的东西里还有各种小秘密，不管是真秘密还是假秘密，只要读者看了，就比不看要强，谁都不看，不很悲哀吗？
潮新闻·钱江晚报：《霞满天》塑造了一个勇敢光明的女性形象。人们时常担心，以男性视角写女性故事会降低小说真实性，您有过类似的困惑吗？
王蒙：这当然是可能的。但是世界上所有的男性都会写女性的故事，屠格涅夫写女性就非常有名气。女作家也必然会写男性，所以这个不足为奇，各有各的角度。连演员都一样，女演员可以演女性，也可以演男性，越剧里面都是女性演男性，京剧里又有大量的男性演女性，各有特色，谁也否定不了谁。
潮新闻·钱江晚报：您的小说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品性和时代属性，那您又是如何看待虚构与现实的关系？
王蒙：我不是那类写作人，比如张爱玲，她写什么都强调实际根据，否则她觉得写不好也写不了；还有韦君宜也说过这个话，她写什么都是有现实根据的，对这个我也表达敬意。但我觉得，想象力对一个人来说太重要了，越是对现实有深深的感受，越要有各种各样的想象。
像我在《霞满天》里，写的是这样一个倒霉的女人，飞机失事、儿子在游乐场出事、后来的丈夫又“出轨”，这种就是别人常说的倒霉蛋、灾星……但她本人仍然在可能的范围内，坚持积极的、快乐的生活态度。这个女人实有其人，但情节不一定完全一样，不可能没有“我”在里面加油添醋的东西。
这个故事让我非常感动，这和我的思想认识有关系。夫妻、恋人、男女之间发生的一些事情是非常影响其中一方的情绪和命运的，但我们毕竟不能因为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来毁掉自己，所以我不主张用中国式传统的手法把这类事描写到极致，把天花板“捅”破窟窿，说谁背叛了谁等等。
不过，我也不能完全保证自己从来没做过。谁能揭露我这方面的记录，我准备奖励他一千万元（笑）。
潮新闻·钱江晚报：听说您现在还用电脑写作，电子产品您用得还顺手吗？
王蒙：电脑和手机上各种陷阱太多了，“坑”太多了，现在我已经做到不“财迷”了。比如有时候跳出来说：您有16块钱，请您马上收，如果今天不收，明天就不给你了。后来我想，他撑的啊，他没事给我16块钱，我有那么困难需要这16块钱吗？我就不予置理，再也不受欺骗了。
潮新闻·钱江晚报：近些年，您有没有关注一些社会现象？
王蒙：我关注的也有限，有的我不知道，有的也明白。只是我也有自己关心的事和见解。比如，4月的《读书》杂志上有我的一篇文章，就是谈咱们文字的“正字”。现在人们一会说这个字是“正确的字”，一会说那个才是“正确的”。我们说“遇难成祥”，本来几千年用的都是“呈”字，现在变成了成功的“成”。
对这样的用法和改变，我是有看法的，我认为字的改变属于立法性质，而且是上千年的法，不能随便改变。当然我也只是个人建议，仅供社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