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特别的新书举行首发式
就像打开浙江考古学科的珍贵“相册”
离开七年，一位考古学家留下了什么
本报记者 马黎
清明节前的那个周末，一部考古学著作的首发式开始前，方向明打开心底的一本“相册”，逝去的人和事，一点点亮了起来。
回到上世纪90年代，方向明手捧相机的取景框里，53岁的王明达，63岁的牟永抗，还有日本上智大学量博满教授，三双大手交叠紧握，开怀一笑。
那是1996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日本上智大学在浙江桐乡的普安桥遗址联合发掘，这也是浙江省唯一的中日合作田野考古。
“忘不了的人和事，才是真生命。”在《中国史前玉器》首发式上的开场白里，方向明引用了钱穆的一句话。
这场首发式同时也是牟永抗先生藏书和资料捐赠仪式，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图书馆举行。
牟永抗，这位浙江考古事业的奠基人和学科带领人去世7年了。他曾深入论述中国古代存在一个“玉器时代”，经过多年思考和实践后，1994年他完成了文章《中国史前古玉概论》。方向明整理后，将书命名为《中国史前玉器》（浙江古籍出版社）。
考古所的五个书架，装满了牟永抗的藏书，还有几只未拆的纸箱，上面搁着牟先生的手杖、手电筒。图书馆书架上刻的金句，也来自牟先生——
“考古学代表的是整个知识群体的觉醒。”
“考古不能和经济利益挂钩，这有违考古学的本质。”
“要以地球村的眼光来做中国考古学的研究。”
“没有野外，就没有生命。“
过去，考古所宣传板上的一句“考古学在未来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方法论的进步”，也是牟先生语。
方向明合上相册，我的相册打开了。
12年前，钱江晚报《文脉》栏目专访了牟先生。那时候，考古还是“冷门”，良渚，还未被更多人所知。
牟先生去世后，我写过牟先生留下的三只木箱子的故事，还有一问：考古前辈留下的手稿书籍，该如何保留？
7年后，他回“家”了。
女儿牟睐记得，小学2年级，爸爸就把工资单和票证交给自己和哥哥，去野外考古，一去起码三个月。“我们自己管整个家。”
“可惜我和哥哥都没有继承衣钵，对他满屋子的书稿文字，一筹莫展。对我们来说，只有交给考古所，才能发挥最大价值。他生前也表示要捐赠给考古所，他说，人生在世总要为这个世界留下一些东西。他的遗愿今天实现了。”
2016年11月，因为要采写“良渚考古80周年”专题报道，我去牟先生家里请教。自从2013年被查出癌症之后，牟永抗一直在做化疗，同事说，他是抗癌斗士，几次都挺过来了。考古所副所长王海明说：牟老师是沙漠里的一根草，环境越是恶劣，越能扎根。
那次，先生看起来气色不错，头发乌黑，指着茶几上的三张照片，开始认真“弯弯绕”。“弯弯绕”，牟先生的外号之一，是说他思维和说话、写文章的方式很独特，不喜欢直截了当说问题，喜欢弯弯绕绕。
“2013年5月1日，天津电视台来家里拍了我一个纪录片，”他微微一笑，继续绕，“当时中国科学院下了一个决策，要出版《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系列丛书。这个名单一共列入了18个学科，全部是自然科学，没有一个社会学科。后来提出要扩大名单，重新列入5个学科，都是社会科学，其中就有考古学，有118位考古学家入了这个名单。”
然后，他把这118个名字“解剖”了一遍，比如新中国成立前后各有哪几个，用方向明的话来说，他是用考古学方法，对名单进行了详细分析。
最后，他眯起眼睛总结道：“在浙江从事考古工作的，一共有两位入选，一位是施昕更（良渚遗址发现者），另一位就是我。这个名单里有我，是我一辈子做梦都没想到的。”
看到名单的那晚，牟先生一夜没睡，写起了自传，结果写得比较激动，没有“通过”，撰写任务就交给了方向明。
交给方向明，牟老很放心，他的原话是“通不过不要紧，你写，我放心的。”
2009年，《牟永抗考古文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文集由芮国耀、胡继根、方向明协助编辑，篇目和排序都是牟先生最后审定。文集出版后，方向明跟牟先生说，您要不给我写一句话吧。牟先生写道：有奋斗、有目标才是学科。
这句赠言，出现在2013年第2期《南方文物》上，文章以“有奋斗、有目标才是学科——牟永抗先生访谈录”为题，就是方向明在牟先生“没通过”的自传基础上整理的。今天，这篇文章出现在了新书《中国史前玉器》里。
刚才说到牟先生的外号，一个是“弯弯绕”，另一个是“大头”。“大头，是说他脑袋里装了太多东西；弯弯绕，我认为首先是保护自己，再者是为了诱发大家做下一步的讨论。”方向明说，“比如我认为牟先生最大的贡献，是对于中国文明起源本质的认识。”
探索长江下游地区文明演进模式，绕不开“玉器时代”的讨论。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在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还存在一个“玉器时代”，牟永抗再次提出，“只有将东方文明社会安置在玉器时代的前提前，才能将它的特殊性表达得更为完整。”
严文明先生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中提到：“由于中国的铜器出现得比较晚，在整个铜石并用时代的数量也很少，而玉器特别发达，成为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的重要标志。如果强调中国自身的特点而称为玉器时代，也许是更为恰当的”。
北京大学教授赵辉曾对方向明说：地方上，有牟先生这样有思想的考古学家，很少，几乎是没有的。
1993年，牟永抗发表了《水稻、蚕丝和玉器——中华文明起源的若干思考》。不过，当时曾有声音说，牟老师“走火入魔”了。
我们现在经常提到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方向明说，早在上世纪90年代，关于这个主题的讨论，就已经进入“多种抉择的时候”。
“史前考古，中华文明的形成，不是靠个别的器物来决定的。在黄河文明一统天下时，河姆渡遗址的发现突破了。这是有偶然性的，但是发掘和探索有计划性和预见性。”王明达说，“在史前文化谱系研究解决之后，再去探索文明起源，这才是正道。牟永抗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1991年11月，考古界举行了一场“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前几天，方向明翻看会议纪要，到了总结发言，牟老师和王明达老师一唱一和，讲到了同一个话题：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牟老师说：“虽然有不少理论性问题需要探讨，着重点好像应该放在考古学遗迹和遗物的发现，及野外工作的突破。”
王老师最后总结：考古界探索文明起源有很大的优势，就是田野考古的新发现，除了已发现的材料要深入研究，寄希望于野外又有新的突破。
“虽然在1991年的座谈会就已提出，但真正的进步，过了很长时间才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