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专栏作家到小说家，他把“荒天野地”带到西子湖畔
走进韩松落的“西部片”
本报记者 张瑾华
“并非所有人都要唱同一首歌，他有属于自己的乐章”，这是70后作家韩松落说过的话。
似乎每一次来杭州，韩松落都带来一部他的新作。这些作品就像一个一个不同的乐章，2017年夏天，他带着《我口袋里的星辰如沙砾》来杭时，还是一名著名的专栏作家。几年时光过去，去年他携《春山夜行》来杭，今春他又带着《晚春情话》这部小说集亮相潮新闻钱报读书会，这时，我们已经毫不犹豫地认为韩松落是一位小说家了。
不仅是小说家，前面还可以加上3个字：优秀的。
收入《晚春情话》首篇的《鱼缸和霞光》位于2023年《收获》文学榜中篇榜榜首，《我父亲的奇想之屋》是2021《收获》文学榜中篇榜第四名，还有上一本小说集《春山夜行》中的《天仙配》得了2023年第二届“短篇小说双年奖”首奖。
从《春山夜行》到《晚春情话》，我们跟着韩松落来到他的西北世界。
《晚春情话》中的六部中短篇小说，六个故事都是围绕着“出走”展开，主人公找寻的也许是自我、是未来，也许是一场没有目的、没有终点、没有答案，但又必须要完成的出走仪式。
韩松落会唱歌，歌声嘹亮，温暖，感伤。他的小说有时仿佛也有歌声穿透进去，同时穿透进去的，还有月光、星辰、飞沙走石、荒漠、花朵。“在西北，春是一切的开始，花是重要的存在。”他说。还有荒城与繁花，笛声与歌声，白月光与红薯炉……构成了韩松落的“西部片”元素。
读者对韩松落还有一个印象，这是一位懂得女性、尊重女性的作家。韩松落说：“了解女性，就是了解自己，就是了解自己和整个世界的关系。”他自己更愿意去靠近女性，了解女性。
韩松落始终认为：“当你决定成为一个创作者的时候，你就已经是一个女人了，你必须要跟‘她们’站在一个战壕里，大家互相体谅、互相理解、互相认领。”
他跟电影的关系也很亲近，他写过《为了报仇看电影》，曾经也是一名影评人，也是一名乐评人。他的写作力可以用“强壮”来形容，有种“全垒打”的宽广。
他喜欢“春”字。在晚春时节，夜樱在韩松落眼中有一种清香弥漫之美。杭州良渚文化村大屋顶书馆，小说家韩松落来了，和钱报读书会的读者朋友们一起聊他笔下的世界，他自己的世界，他的女性观。
又想起他关于春天的话，很惊艳：“春有春的好，春天过去，有过去的好。”
钱报读书会：在你的非虚构作品和小说中，似乎都能感知到那种“荒天野地”的气质。你认为一个作家是否该建立一个“地域版图”？
韩松落：写作者不可能无所凭依，每个写作者必须要有自己的地理资源，就像我经常说的——“地理学也是心理学”。但我希望我的地理空间和心理空间，都足够大，是“大西北”，或者更宽广意义上的“亚洲腹地”。我写的县城，会综合西北很多县城的特征，我笔下的风物，可能来自甘肃，也可能来自新疆和宁夏，例如《鱼缸与霞光》里的县城，是用五六个甘肃的县城拼出来的。这么写，一方面是不希望人们来对号入座，另一方面希望它足够悬空，不变的，就是永远的荒野。
钱报读书会：你出身在新疆，很多年生活在甘肃，小说中的工厂环境是你曾经生活过的环境吗？
韩松落：我出生在于田农场，后来跟着父母住在农机公司，再后来回到甘肃，生活在县城的家属楼里。后来到了兰州，从同学或朋友那里，有了对大厂的了解。那个时代，不只大厂是“鱼缸”一样的小王国，县城也不过是一个稍大一点的“鱼缸”，后来我发现，大城市也不过是个大一点的“鱼缸”。生活在某个“鱼缸”里，不是被动的束缚，而是人的本质需求。
钱报读书会：你是否对单调和整齐划一的生活有某种特别的敏感？你写天泽县城广场舞兴起，然后气功热又“统治了全城成年人”，这样的描述来自真实的观察还是夸张的小说笔法？
韩松落：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集体生活中长大的，被这种生活塑造、滋养，也被这种生活束缚、摧毁。《丁庄梦》《心灵外史》都在写这种生活的后遗症。但我又怀疑，这也是一种人类的本质需求，不是所有人都能创造性地生活。比如现在的年轻一代，没有经历过那种大规模集体生活，却也拥有这种渴望，自觉自动地寻求被格式化，比如网络上的各种群落，各种潮流，他们置身其中时的那种自然和熟练，每每让我震惊。所以，我之所以写小说，也是为了摆脱这种不能创造性地生活的恐惧。
钱报读书会：在后记中，你很坦诚地谈到了自己的父亲，因为父亲造成的阴影，你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抗争父亲——就是自己不想做父亲。写了《父亲的奇想屋》，是否是一种补偿心理？会不会在以后的作品中，不再去虚构理想的父亲，而是从现实出发，站在一个父权的批判者的角色去写新的作品？
韩松落：一个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男性，从七八岁开始，立志不做父亲，并且一直贯彻了40年，这就是对自己父亲的态度。不做父亲，却成为了小说的父亲，是一种更彻底的决裂。我会在小说里，保持对笔下角色的公正，不论TA是男是女，是父亲还是母亲，会依据故事的需要，去安排TA的命运，但不意味着一定要在精神上，或者现实中，和父亲和解。因为你与之和解的，已经不是那个父亲，你也不是那个需要安抚和解放的你。
钱报读书会：你写了《妈妈的语文史》，又写了《父亲的奇想屋》，对照着看，相对离家出走缺位的父亲角色，母亲总是被“钉”在原地无法出走。从这两篇小说，好像感觉到你更赞美母性？似乎也隐含着对不负责任的父亲角色的失望和批评？
韩松落：只不过是我遇到的现实，正好是这样，我就顺应了我的现实。我也见过不负责任的母亲，以及深沉慈爱的父亲，但那不是我的经验。
钱报读书会：自从你进军虚构写作之后，成绩可以说相当不俗。从专栏作家到小说家的转型，是自然而然达成的吗？什么时候发现其实自己非常适合写小说？
韩松落：我12岁时就发现了这件事。12岁时，我写了一个福尔摩斯的同人小说，叫《餐桌上的谋杀案》，写在一个小本子上，全校传看，再传回我手里已经散页了。《春山夜行》里的《天使之声》和《午夜收音机》是我十八九岁写的，《雷米杨的黄金时代》里，有一半篇幅是我21岁时写的。后来有很多年，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写小说，但我知道我终究会回来，是“回来”。
钱报读书会：你觉得写小说的作家相比专栏作家来说，有什么不同，需要哪些东西？你对自己最自信的那部分是什么？
韩松落：写小说的人，应该不那么正常，不顺应，至少要在小范围看到天道。而写专栏恰恰需要的是正常，要能够顺应大范围的人道。我对自己最自信的地方，就是我不那么“正常”，我可以暂时压抑着，表现得“正常”，但我的“正常”是浮面的，根本熬不到端午节。
钱报读书会：从你的小说中可以看到，作者是一个生活面很广的人，这种生活经历是小说的富矿。你会给自己的小说创作划一个地盘深耕吗？
韩松落：不会，我是“越用越有”型人格，越多观众越“人来疯”。我担心的不是灵感枯竭了，而是即便你没有枯竭，也没有观众了。我不会给自己划地盘，地域、性别、类型，都不重要，我会写推理、犯罪、言情、科幻、奇幻，家长里短，但它们可能有一个共同特征：异常，异色，异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