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马黎
1999年，王宁远在省考古所的阅览室看《农业考古》第3期上，牟永抗《关于良渚、马家浜考古的若干回忆》的文章，忽然发现，很多地方被人用铅笔做了批注，对很多细节提出了反驳。
“应该是王明达老师。”所里这段经历的亲历者，仍健在的除了他，没别人了。王宁远感慨，才过了20年，那么多细节就有不同说法了。批注，就是珍贵的学术史材料，他马上请资料室的同事收藏好，换一本新杂志上架。
“在我们后辈看来，‘牟头’和‘王头’，这对浙江考古的前辈一直‘相爱相杀’。”
首发式上，81岁的王明达突然拿起《良渚考古口述史》，“我读一段。”
念的是王宁远写的：“我也知道王明达老师与牟永抗先生几十年间多少有点纠葛，这次王明达老师在结束他口述史叙述的时候，最后对着方向明、芮国耀和我，特别加重语气强调：‘不管有过这样或那样的事情，牟永抗是浙江考古的学术带头人，这样的地位应该承认的。’”
放下书，王明达说：“如何评价一段历史，求真才能解决问题。我们要把真实的历史留下来。对牟先生的学术评价，我想就是从野外开始的。”
一铲铲剥剔出万年浙江，牟永抗的话刻在考古人心头
没有野外，就没有生命
“你是王明达？”
“你是牟永抗同志吧？”
1973年7月，在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首次发掘的文物展上，杭州热水瓶厂政工科宣传干事王明达，第一次见到牟永抗。
老牟握了握阿达的手说：“你是科班出身。”王明达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
“不好意思，我对浙江的材料真的不太熟悉，我们上课没有讲到浙江，良渚文化讲稿只有两页纸，不是陶器就是石器。”
12月底，王明达从热水瓶厂进入浙江省博物馆历史部，和牟永抗一个办公室。
1978年春天，发掘海宁徐步桥遗址，两人住一个房间——那时候没有床，门板卸下，铺了稻草，再到盐官供销社借了棉被。
春天，天亮得早，王明达听到悉里索罗的声音。
“你起得噶早的。”王明达问，“在干吗？”
老牟：“找墓坑。”
20世纪70年代之前，长三角地区的田野考古工作中极少发现带墓坑的史前墓葬。上世纪70年代末在浙北地区挖了一些遗址，发现不少良渚小墓有很浅的墓坑，不过也是由于器物露头了再铲光周围才发现墓坑范围的，大多已经挖过头，并不是墓葬原来的开口层位。
因此大家认为，良渚人的葬俗是“不挖墓坑、平地掩埋”。牟永抗和王明达始终对太湖流域流行了几十年的说法有怀疑。墓葬怎么可能是平地掩埋？但是，不找到证据，很难打破这一“定律”。
老牟起来了，阿达也睡不着了。牟永抗掀开尼龙薄膜，在探方的隔梁上看，他也跟着看。
两人天天围着太阳打转。太阳升起，太阳落山，还有一天里光线的变换，正光、侧光、逆光，他们根据光线找角度，盯着泥土观察，边找边用手铲剥剔。
那天上午，牟永抗第一次完整发现并确认了良渚文化的墓坑——不是器物暴露出来后才找出墓坑，是还没露出器物，先画出框线。1979年，平湖平丘墩也大都找到墓边（墓葬的边界）。1981年，余杭吴家埠遗址百分百找出了墓边。
找到墓坑，首先解决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考古学单元，它包括层位、灰坑、墓葬等。考古学单元的确定，是考古学的基础。“这是他对浙江考古的第一个重大贡献。”王明达说。
牟永抗和王明达把这些经验总结成了南方野外发掘的十字要诀：布方、认土、刮面、找边、摸片（摸陶片）。
方向明看了看贴在书架上的牟老的话：没有野外，就没有生命。
“野外这关过不了，就谈不上考古学家。浙江从默默无闻的考古小省，一次次发掘直到现在。万年浙江的历史，可不就是野外解决的吗？野外考古要解决什么问题？牟永抗功不可没。”
芮国耀1982年来考古所工作，1983年底，跟随牟先生发掘嘉兴雀幕桥遗址，之后共事十多年。
1985年8月，刘斌从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是班上分到最南边的学生。
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84—1988年的部门设置中，业务室分一室（古建文保）、二室（史前考古）、三室（历史考古）、四室（瓷窑址考古）。牟永抗是二室的室主任，成员有王明达、杨楠、芮国耀、刘斌。
1986年，良渚遗址发现50周年，下半年要召开50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从筹划到实施，自然都落到省考古所史前室的5个人身上。
除了准备论文，大家一方面筹备发掘可能是良渚墓地的反山，另一方面整理70年代以来在浙北地区发现的80多座良渚文化小墓的资料，比如徐步桥、吴家埠等。
老中青三代分头行动。王明达和杨楠在工地发掘，住在雉山村陈家弄，离反山工地只有600多米；牟永抗带着芮国耀和刘斌住在吴家埠，整理资料。他们约定，一旦发现良渚文化墓葬，立刻一起发掘。
后来大家都知道了，反山遗址，震惊世界。
在牟先生鼓励下，芮国耀把分期研究结果写成论文，在研讨会上作了宣读。“我顿然觉得自己学术热情高涨，当时我参加工作才4年。现在回头想，一个本科学生刚毕业能取得这些收获，有赖于先生们的指导。”
1987年，在牟永抗主持下，发掘了瑶山遗址。这是牟先生最后一次野外发掘。
瑶山条件恶劣。土墩墓，前面没有路，爬上去要半个小时，爬下来20多分钟。牟先生有肝病，每天爬到山顶，用毛竹搭个折叠床，中午就在这里躺会儿。
女儿说，爸爸退休后，经常第一时间去发掘现场，一定要看一眼，直到他去世前几年。
“他即使来看一下，首先也是下坑，看地层对不对，看考古单元对不对。”王明达说，“他平时总是穿得很整齐，但是来一趟工地，膝盖上都是泥，他一只膝盖跪下来，手指头按一下。满意的话，夸句好。不满意，就骂。”
很多人都挨过骂。
有一次，方向明陪牟先生去卞家山遗址，领队赵晔看到牟老师来，很接翎子，“我光是堆土就换了两三地。”
“你堆土你就换了两三个地方，你的思想就有问题。”牟老师又批评了。
“后来我们就跟年轻人说，往东边还是西边堆土，心里要有一本账。”方向明说。
“先生对野外的要求特别严格。”芮国耀看了看书架上的那句话，再次重复：没有野外，就没有生命。
有一年，考古所年终业务汇报，郑嘉励报告《嘉兴子城遗址的考古调查》，先是罗列一大通历史文献，再介绍考古调查的收获。
会后，牟先生找到郑嘉励劝告：“小郑，应该先把遗迹、遗物搞清楚了，再来结合文献，不能颠倒过来。”
郑嘉励一直在想，牟先生给我们，尤其是年轻人，到底留下了什么？
首先是观察力。牟先生对历史文献有着近乎本能的怀疑，只专注于地层、遗迹、器物本身的观察与分析。“他真正做到一切从‘物’出发，并以考古学家的姿态，对南宋官窑研究提出了只属于考古学家才能贡献的问题与方法。”
看到问题之后呢？
1979年，建设中的浙江紧水滩水库区，是龙泉窑分布最集中、规模最为庞大的区域。中国瓷窑址考古史上迎来了史上最大规模的考古工作，任世龙主持浙江组的工作。
在现场，看到的只有古人留下的碎片，但组织生产、产品销售、窑工生活，这些问题在野外无从得知。当时，衢州江山县的三卿口碗窑依然在以传统方式生产瓷器。牟先生前去实地调查，将瓷器生产、装烧、出窑、包装、销售，一一记录。郑嘉励说，更难得的是，他综合各种口碑调查，记录下1949年以前碗窑的生产经营方式。
这是牟先生思考力的体现。
王宁远听刘斌说过，牟老师对所里的年轻人做过学术方向的规划。“但我并没有按照牟老师的规划去做观念形态的分析，而是按兴趣走了聚落考古的路子。我想，每一代考古人都应该有各自使命和方法，牟老师应该不会怪我的。”
方向明曾说过，牟先生晚年时，对于自己过去的一些“执着”开始反思，尤其对学生，他会说：“不能全听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