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留下了什么？友人、同事、学生详谈
武侠之外的“价值”
本报记者 赵茜
弹指一挥间，百年已过。时代浪潮翻滚中，“金庸”，寥寥两字，因其蕴含的浓厚侠情，至今仍被人们追忆。
成长于动荡年代的他，经历过千里跋涉的流亡岁月，办过针砭时弊的报纸，也曾执笔江湖，在刀光剑影间留下“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万丈豪情与家国情怀。
俯览众生，笑傲江湖，在缔造武侠泰斗的人生传奇后，金庸在生命的最后潇洒转身，留下一个“看破放下自在”的淡然背影。
斯人远去，但金庸江湖，回响不绝。我们仍能看到一个无价的精神富矿，其中既有历久弥新的思想，也有深入中国人骨髓的道与义。
金庸何以被人们铭记？我们又该如何传承他的精神遗产？
金庸诞辰百年前夕，我们试图从三位曾与金庸结下深厚情谊的友人、同事、学生的交谈中，寻找答案。
“我一辈子都没有像看金庸小说一样，熬通宵看别的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原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廖可斌感慨道。
廖可斌曾追陪金庸数年，亲闻先生教诲。他主编过《金庸小说论争集》并作序，呼吁人们正视金庸小说的深刻价值；他发表在《西南大学学报》上的《梦中来复少年身：谈金庸短篇小说<月云>》，是讨论金庸封笔不写武侠小说后创作的唯一短篇小说，揭示其中蕴含的金庸的“童年记忆”和“江南情结”。此后多年里，廖可斌时不时翻看别人写金庸的文章，思考金庸小说于时代的意义。
遗憾在于，这两篇文章之后，他鲜少再写与金庸小说相关的文章。直到得知金庸去世的讣闻，廖可斌才在《中华读书报》发表整版长文《讲讲金庸吧》，缅怀尊敬的师长。“人们研究金庸的成果已经比较多了，要提出新的见解，就必须多阅读。本来我与金庸有一段难得的缘分，应该多写点东西，可惜我精力有限，只能放在自己的狭小专业领域上，没能更进一步。”
和廖可斌一样，至今仍时常想起金庸先生言谈举止、笔墨风骨的，还有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何春晖和浙江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卢敦基，一位是金庸在浙大人文学院任职时的助手，被金庸亲切地唤作“春晖小妹”；一位是2003年金庸在浙大招收的唯一的博士生，研究中国古代文学。
卢敦基如今的办公室小桌上，仍摆放着一套金庸小说。他自认不算专业的金庸小说研究者，只是脑海中时常会冒出一些想表达的东西，“这个时候我就会带着问题去翻书，来印证自己的观点。”
他用“崇拜”来形容自己对金庸的感情。“金庸很有人格魅力，也很有毅力。你想想，当年金庸办《明报》，每天既要编报纸，还要写社评，忙得焦头烂额，他居然还能抽出时间和精力写小说，留下传世的作品，一般人怎么做得到？”卢敦基说，时常有人跑过来跟他说，金庸先生的小说不好看，这时他从来不和他们争论，因为答案不证自明。“金庸作品的经典化已经完成，它们正借助游戏、漫画等载体，广泛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这本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何春晖和金庸的交集，则可以追溯到1999年2月。彼时，金庸刚刚出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首任院长，何春晖是当时新闻系的老师，因工作需要出任人文学院院办主任，从此便与金庸先生结缘。何春晖说，自己很少接受采访，但如果媒体想了解有关金庸的事，她都会很乐意接纳。作为研究文化品牌的学者，弘扬金庸文化IP的品牌价值是一种责任，一种使命。“金庸诞辰100周年，缅怀先生最好的方式，就是传承他的文化精神。”
金庸因何值得被铭记、被研究、被传承？近几年，每当聊起金庸，卢敦基就会想到这个问题。
后来，他自己总结出了答案，“某次闲聊时，先生问我，孩子最喜欢哪部小说？我答《侠客行》。先生回了句，‘喔，你的小孩挺单纯的’。这次对话，我后来反复想起，才感觉到里面是深藏内容的，他知道孩子为什么去喜欢一本书。我想，先生是有大格局的人，我们普通人，往往会亲近我们相信的人，远离我们讨厌的人，但金庸能理解形色各异的人，把不同的人写得活灵活现，集结各种各样的读者，形成规模庞大的读者群，这是他最厉害的地方。”
在廖可斌看来，金庸是一个探索者，不断超越自己，超越时代，“他写的第一本武侠小说是《书剑恩仇录》，相对比较传统，强调民族大义，还有个人对群体的服从。之后，他的小说主题不断发展变化，越来越强调个人生命和自由的价值，批判和解构盲目、极端的服从和个人主义，同时告诉人们不要违背人类社会的基本原则，比如善良正义，这种价值观至今仍有意义。”
当年20多岁的廖可斌在金庸小说中找到了知己，直到今天，他仍对金庸的小说中非常超前、深刻且现代的思想观念记忆犹新，“金庸作品既继承了中国小说传统，也吸收西方小说的技巧，其传递的思想，既有中国传统的民族平等、仁义礼智信、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又有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等内容。”廖可斌说，阅读金庸的小说，让自己原有的价值观也受到新的启发和强化。
何春晖多次提到金庸的独特贡献，“金庸不仅是一名武侠小说家，更是一位伟大的智者，他关心国家大事、懂得国家大事、参与国家大事，尤其对中国经济改革大潮中文化的重要性具有高屋建瓴的认识。”
她还记得2002年，在金庸倡导下，浙江大学曾举办“新经济条件下的生存环境与中华文化国际研讨会”。金庸亲自邀请了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各界武林高手，汇聚浙大共商国是，并主编了会议的论文集《新经济条件下的生存环境与中华文化》，亲撰序言。当时金庸写到，中国发展经济的目标是长期的，“关系学”属于人文因素，法律也是人文因素，经济发展能否得到成功，关键在于能否“重法律而去关系”。
“那可是22年前，金庸先生就有这么广阔的视野，洞察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可见，他不仅仅是一个只会写武侠小说的‘大家’，更是一个拥有‘文心侠骨’博大精深的大师。”何春晖说，文以载道，金庸的“道”就是他无所不在的诚、信和侠的精神，那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我们回过头来想，一个人最终能走得多远，站得多高，最终还是由他骨子里的这种道所决定的。”
光阴流转，沧海桑田，金庸留下他的江湖，也留下一个问号，诘问武侠小说的出路。
中国武侠小说衰落了吗？廖可斌认为，这是一个客观事实，“能明显感觉到，武侠小说没过去那么受关注，讨论、追捧以及购买武侠小说的人也变少了。”
他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整个社会理想主义精神的失落和想象力的萎缩，另一方面是互联网的侵蚀，“武侠小说必须以一定的理想主义精神为内在支撑，但现在人们大多关注现实的利益，越来越不追求诗与远方，再加上互联网涌现出大量短平快内容，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这才让武侠小说远离了人们的视野。”
何春晖也认为，现在的社会节奏比较快，整体比较浮躁，人们缺少在某种文化中沉淀的耐心，从而也影响了武侠小说，乃至金庸小说的传播。
但毋庸置疑，无论在武侠小说史上，还是文学史上，金庸的作品仍是一座丰碑，在时光的打磨中，依然展现出永恒的精神价值。这种价值，用廖可斌的话来说，反映着金庸对真实生活的特殊情感，也投射出他对人类深层次的理想和根本愿望的思考，“这或许就是今天我们重视金庸武侠小说的关键。”
换个角度来说，金庸在小说中对个性解放与人格自由的倡导，也与今天年轻人注重个体独立与自由的特质一拍即合，这让金庸小说有潜力触达更多的年轻人，焕发新的生机。
“金庸武侠小说里的江湖义气，是有尺度的君子之交。世界就是一个大的江湖，人该如何在其中自处？或许能在他小说中找到答案。我想，如果把这些传统，以新的表达形式、传播方式展现出来，相信年轻人会喜欢。”何春晖说，要做到这点，就需要推动金庸文化传播的现代化转型，把金庸文化和当下文化充分结合，用数字化手段挖掘金庸文化品牌IP的价值，“讲好金庸的故事，讲好中国故事的最佳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