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剧，就医需求与日俱增，城市扩张，医疗资源下沉，即使实现了“在家门口看病”，但上医院这件事，依然让很多人感到焦虑茫然无所适从。现在的医院越来越大，也越来越规范和智能，但也让人感到，越来越陌生和复杂，很多人就医问诊“最后一公里”难题，依然存在。
比如说，医院现在分科很细也很专业，很多人去后不知自己该挂哪一科，自己摸索询问费事又费力，效果也很差；还有的患者岁数大了，腿脚不便，或者要检查科目复杂，比如全麻胃肠镜等，需要人陪，但家人可能没空；那些智能化医疗设施，对年轻人来说很简单，但对很多老年人而言却是“举步维艰”……
这还只是现在群众就医问诊相关困难的“冰山一角”，现在老年人越来越多，而且都是独生子女，社会上对于陪诊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大。有需求就会有供给，一个个陪诊服务平台冒了出来，“陪诊师”这一新兴行业更是崭露头角。必须承认，其给群众就医问诊带来很多便利，甚至节省不少成本，有的还能发挥精神慰藉作用。“陪诊师”，正成为社会一个“刚需”职业，需要得到更多关切和呵护。
现在市面上的“陪诊师”，主要有这么几种类型：一种是个人兼职，不少都是大学生或者相对自由的职业者在做；一种是有公司有平台的职业化服务人员，很多都是全职“陪诊师”；一种是医院推出的陪诊服务，服务人员基本都是“志愿者”，他们都是公益行为；还有一种是陪诊数字健康人，通过手机就可以实现与患者的实时引导、流畅交互。
医院的公益陪诊服务固然好，但其顶多是患者有问题咨询一下，无法做到全程陪伴，很难顾上每一个有陪诊需求的患者。而数字健康人陪诊，肯定没有真人陪诊方便、暖心和好用，更何况还有很多人本身就被数字化给抛弃了。
这意味着，要想真正接住患者多层次多样化的陪诊需求，服务也必须是多元且高品质的，还是要靠“社会化”、“市场化”力量来助力。
客观来讲，目前“陪诊师”这一职业还未被纳入新职业目录，也没有明确服务规范和范围。现实中很多“陪诊师”都是单打独斗，工作流程都不规范，收费标准和服务标准都未形成，也藏着诸多风险和隐患，比如出现纠纷和问题，如何维权和追责等。在这种情况下，行业本身也很容易走偏，比如，容易被“医托”趁虚而入，使得“营销性”陪诊大行其道，最后沦落个“劣币驱逐良币”局面，让陪诊师行业也沦为暴雷高发地，这当警惕。
既然如此，陪诊师行业，“社会化”、“市场化”方向也已明晰：更规范、更有序，更能实现健康良性运转。
将“陪诊师”纳入新职业分类，完善“陪诊师”行业规范和标准，是必然选择。具体看，更要设置准入门槛、持证上岗、规范收费标准、建立备案登记制度，提升陪诊服务质量，让“精准陪诊”成为现实。也当认识到，若想实现医疗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完善陪诊制度便是其中关键一环，更是重要抓手，这就对卫健委等相关部门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主动介入，主动谋划，早日出台相关政策文件和法规依据。
当然，规范“陪诊师”行业，也要找到一个切口和抓手，使之能够发挥“鲶鱼效应”，实现“良币驱逐劣币”的目的。让医院联合第三方推出正规专业的有偿陪诊服务，或许便是那条“鲶鱼”。
我们现在想要构建的老年友好型社会，离不开陪诊陪护行业的规范化、规模化发展。本着“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对陪诊师行业，还是要追求“呵护”与“规范”并行，终极目的还是要让群众受益，使群众的问诊之路，可以走得更安心，也更顺心。
本报评论员 王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