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岁出版47万字医学专著
却回到了父亲的治史方式
96岁的大脑
陈宜张的真话
本报记者 马黎
陈宜张的书柜，像一个打开的电脑文件夹。
玻璃上贴着他手写的分类标识，左边写着“人文·历史”，右边是“自然科学”。另一排柜子，更像一个九宫格，每一格都有不同的内容。
这是一个研究大脑的科学家的柜子。
您跟父亲一样做卡片吗？我问陈宜张。
我的卡片就在电脑上。他笑，英文的多。
今年，陈宜张96岁。
（上接3版）
文科爸爸和理科子女
1939年，陈登原在上虞战时中学教书，12岁的陈宜张跟着他读书，学习几何、三角。
这是父亲的遗传了——“未入高小，已通代数；未入中学，已知几何”，当然，也跟爷爷陈少慕有关，——“以形学（几何）、八线（三角函数）蜚声乡里”，这位晚清秀才，又是几何学和三角函数的学霸。
没错，这一家人都是理工男，数学脑。
陈登原是文史大家，他的子女和后代却成为了理科学者。但父亲大学入校时一开始喜欢的是数理，寝室里的其他三个同学后来也都是理科大牛，他“不得已”才开始学历史。
陈登原的三弟陈叔陶和四弟陈季涵也都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土木工程学。尤其是三叔，高中毕业后，在家养病，这个理科生反而写了一本7万字的《新元史本证》，寄给了中央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
陈宜张的英语，就是三叔教的。抗战期间，一家人困居余姚周巷镇旧宅。陈登原坐在八仙桌上方，握笔疾书。下方，孩子们在写各自的作业。陈宜张拿着两个叔叔的中学教材，五年里自学了从初中二年级到高中三年的全部中学课程。
1946年，他考上了浙江大学，选择读机械系。
此时，陈登原在中山大学教书，老给他写信：阿张，你不要学那个工学院，读出来当公务员，薪水也不高，有什么出路。你要学医，回家来你自己开诊所，我给你做挂号员。万事不求人。
他知道父亲的良苦用心。9年前，也就是1938年，爷爷陈少慕因霍乱病去世，对父亲打击很大，认为当时家中如果有位医生，或许就能得救。
1947年回余姚家乡度暑假，陈登原再次提出希望儿子转系读医的建议。
陈宜张偏爱科学思维和理论研究，学医也是理想的职业，作为长子能遵父命学医，也是尽了孝心。1946年，他成为浙江大学医学院首届学生。1999年担任浙江大学医学院院长。
“事实证明，我父亲的看法很实用，我的两个女儿学医。亲戚朋友谁生病了，都微信问她。”陈宜张笑着说。
陈宜张的长女陈二荦于1990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安姆斯特分校获得公共卫生硕士学位，是医学统计学专家。二女儿陈小平于1997年在美国犹他大学获实验病理学博士学位，专业特长免疫学，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
“我的几个小孩跟我没啥关系，自由主义。但他们知道，爸爸不浪费时间。他们从事科学，都是自己的选择。”他经常跟研究生讲，做人不要浪费时间，有限的生命不要浪费在重复他人的生活上。
2018年，陈宜张开始写中国人的脑认识问题。2020年8月完成终稿《千年华夏脑认识》，2021年出版，共47万字，他已93岁。
和纯粹的科学著作不同，他把脑认识作为一种文化或文明现象来加以考察，在古籍文献中梳理出华夏脑认识滞后于西方脑认识的历史事实，并试图分析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
按理说，脑认识是一个自然科学问题，应当到有关科学专著中去找寻资料，进行分析、比较，但是，他发现除了医学书籍外，古代没有或仅有很少这样的科学学术专著。90岁的理科儿子，就这样和36岁的文科爸爸相遇了——回到陈登原的治学方式，从传统的经史子集，特别是从传统史、传（历史、传说、传记）中收集材料。
90岁，他却在转换思维方式，开启全新的写作方法和搜集资料的模式。
2017年，《陈登原全集》责编在给陈宜张的邮件中说，现在网络的扫描图书资源比较丰富，有不少古籍资源，并发去了“国学大师”网的检索页面，告诉他如何检索和找电子版，并做了一套使用指南。
他查国学大师，看其中的文献，自己断句，“没有标点的，我就自己标点，这得力于小时候的古文训练。”
抗战时期，父亲给他一本《御批通鉴辑览》，一根硬的鸡毛，蘸点红的印泥——阿张，你给我标点点出来。“他用这个方法训练我的古文功力。”
讲真话
“我竭尽所能把华夏古往今来的脑认识做了梳理，可能有些问题分析得不十分妥当，同时代人和后人可以改正，但我是尽了力的。”
您希望解决什么问题？
“实事求是地看待自己的文化遗产，先进就是先进，落后就是落后。实验研究是科学发展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中国历史上脑认识的落后，就是因为没有实验研究。”
“要理直气壮而艰苦卓绝地‘作’。不敢怀疑古人，不敢否定。科学的发展一定要否定，否则正确的怎么来？”
“但是，科学范围很大，我知道的很有限。”
1990年夏天，陈宜张听说现在可以做变性手术，男女互变，以前从未听闻，他觉得自己是生理学家，竟然连变性手术都不知道，有点不相信。他向做变性手术的医院了解，得到证实，深感自己知识的局限，“这也说明我的孤陋寡闻，我的知识浅薄。我经常有一些无知却还自以为是的情况。这件事，对我是一个暴露与提高。”
1980年代，他带研究生做了一个研究，题目叫“甾体激素的快速非基因组作用”，这里有两个关键词：快速和非基因组。什么叫甾体激素？不说复杂的，大家肯定听过性激素，它就是甾体激素。激素作为药物治疗，起作用比较缓慢，需要几天甚至几个月，要长期使用。但是时间久了，人也胖了。1980年代，陈宜张做的这个实验，发现激素可以很快起作用，对激素作用理论做了创新。
激素作用的缓慢，是因为身体合成新的物质，需要细胞内基因组，也就是说，是作用在细胞核里的，这一理解长期成为定论。而快速作用，是作用在细胞膜上，1987得到了国际公认。非基因组学说，是对基因组学说部分的否定。
甾体激素的作用的确有通过基因组的一方面，但许多学者却忽略了甾体激素的非基因组作用方面，陈宜张“回到科学本身”，从生理学的角度探讨非基因因素，投入到糖皮质激素研究数十年。他大胆提出糖皮质激素膜受体假说，这是对传统受体学说的一个重要补充和挑战，得到国际学术界高度评价。
接着，他又用了10年时间，带领10多位硕士、博士研究生，把快速、非基因作用研究扩展到神经元功能的其他方面。这个成果被国际权威教科书《威廉姆斯内分泌学》两个版本先后引用，成为世界该研究领域的重要文献之一。
“脑子不够用”
陈宜张的卧室里，很简陋，一张小床靠墙，书桌、电脑，再没有多余的陈设。单人床很薄，枕头用几块洗得发白的布头包着。
“我不太需要太多物质上的东西，能穿就好。”2000年开始，夫妻俩捐出了积蓄，前后接近100万元，在浙大医学院设立了“徐仁宝-陈宜张奖学金”。徐仁宝认为，两人的工资收入能解决温饱就够了，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她叫他当院长的钱不要拿，“浙大给你的，你还是还给浙大，还给浙大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设立奖学金。”奖学金命名时，陈宜张把徐仁宝的名字放在前面。
“宇宙没有边界，时间没有起点，科学的问题如此诡谲。现在的量子或者量子计算机之类的问题十分复杂，你想着想着就会发现脑子不够用。”
我们在手写板上写：您怎么看现在的人工智能？
“脑的魅力在哪里？主观与客观。所有的神经传导，突触传递都是客观的，人的主观意识怎么来的？想问题的想怎么来的，这就麻烦了。人工智能热火朝天，主观的东西到底能不能用客观来研究。我觉得我没有能力解答。”
“我的兴趣爱好，古诗词，外国的古典音乐，听听唱片。”他哼起了《小夜曲》。
现在还听什么？
“现在不听了，体力下降，只有活下来，没有能力了。”
现在如何获取新的知识？
“上网。查英文的能力有，体力没有了。我已经老朽了。”
“这十年来，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他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了四个字：神经调制。
“但是我已经力不从心，我的能力已经到此了，现实主义，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