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乱中治学
代表作《国史旧闻》写了28年
历史有什么用
88年前
陈登原早已
给出了答案
本报记者 马黎
1937年，陈登原38岁。
下半年，他从南京来到杭州，在之江大学任教。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告别了钟泰、夏承焘，回到宁波余姚周巷（1954年周巷镇改辖慈溪县），奉养父亲陈少慕。
抗战之前，他在南京金陵大学做讲师，兼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当时全国有两个历史研究中心，一南一北，北方中心由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主持。南方中心就是徐养秋为首的金陵大学文化研究所。在这里工作过的研究人员，有商承祚、徐养秋、吕叔湘、黄云眉、吕凤子、向达等，都是知名学者。
陈登原把不少收入用于购买大部头丛书，比如二十四史和四部备要。见父亲不断看书，长子陈宜张想，他的知识是怎么来的呢？直到看到那两箱子卡片。
陈登原的卡片
卡片箱的大小差不多相当于半张写字台的台面，里面是他读书十多年抄的卡片，记录了各朝各代的重要历史。父亲会在卡片上做分类，然后提炼出问题。这就是他的资料库。
抗战结束后，他到中山大学任教，1950年又到西北大学，没有很好的图书馆，支撑他的主要是抗战前十几年的卡片工作。他对学生说：“一天写出十五张卡片，可以称霸一方。”可惜，卡片在特殊年代中无存，但是，在整理陈登原手稿时，找到了卡片的孑遗，手稿中时不时能看到夹着的纸条。
他引用古书，做卡片，但不是严格一个字一个字抄下来，而是归纳一个意思。这是顾炎武以来传统学人做学问经常用的方法。
陈登原的卡片有什么用？他的著述方式，几乎都是条目式的，这很少见。
代表作《国史旧闻》被人称为第一部“笔记体通史”，就是对这种著术方式的概括。全书900多个条目，用现在的话，叫关键词、划重点，比如“盘古”“汉武帝”“石器与铜器”“笔”“纸”等。条目基本上按时间顺序，涵盖了中国历史重要的人和事，合在一起就是一部通史性的著作，也可以说是他构建的中国历史模型。
陈登原的写法很有意思，比如，三皇五帝到底指谁；三跪九叩见皇帝是啥时候开始的；历史上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他全部引出来，摊开给你看。这还没完，还有重要一步，他会接一条自己对这个历史现象或者问题的看法，也就是“登原按”。“登原按”的末尾，有时还附有写作或誊抄时的地点、环境、心境、天气等情况，有时候是日记体。比如 “张天师”条的最后一句：记外甥女吴本初弥月，作汤饼。
历史学者不是讲故事，而是找出历史故事中的来龙去脉，事件发生的推动力。陈登原“话”很少，他让材料说话。
陈宜张说，父亲有一个历史学观点，必须要把资料弄清楚。写了一大篇，发挥得很多，但如果资料不准确，你怎么下结论？《国史旧闻》的写作风格，体现了陈登原强调的治史观点：“事实既明，义例自见；不为论断，即可推知”。
在《国史旧闻》正式动笔之前，1935年，陈登原的另一个代表作《中国文化史》（上册）由世界书局出版（1937年下册出版）。自序中，他说，治史有“三难”——“史事烦重，调度不易，自古已然，于今更甚”。并再一次提出了治史选取资料的三个原则：有所不取、有所必取、取之而必以其真也。
顾颉刚后来把陈登原与柳诒徵所著《中国文化史》“并称佳著”。没错，其老师柳诒徵也写过《中国文化史》，这是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他与陈寅恪、陈垣齐名，时有“北陈南柳”之称。但是，陈登原却认为，老师只写已有正史，而少见其他材料，他觉得不满足，索性自己重新写了一部。
接下去写《国史旧闻》，他直接不用二十四史的材料，也不用常见材料，大部分很少见。《陈登原全集》里所引用的文献超过300种。编辑在整理核对时发现，很多古籍没有很好的编目甚至没有编目。他还会大量引用外国文献，并重视文物对历史的作用：“实物证史至少当有四事：一曰征礼制，二曰考风俗，三曰阐经济，四曰显隐晦。”
历史有什么用
人们说起陈登原著作的最大特点，经常会用一个词：引用繁富，但这不意味着他的成就在于使用了不为人所知或稀见的材料。
1935年出版的《中国田制丛考》是一部分析、研究中国田制历史的专著。但在写作中，陈登原提出了历史研究中史料运用的重要原则：一要“网罗放失，整辑旧闻”，二要“探究原本”，三要“核覈名实”，四要“辨正事迹”，五要“鉴古度今”。
史料不等于历史。任何写下来的历史，仅仅是“真实历史”的一部分。如何处理、判断史料，不被史料所惑，我们在陈登原对于条目的编列，材料的选择中，看到了他的历史观。
1930年代，中国形成了循环史观思潮。每一种文化都具有生、长、盛、衰等规律性和可测性的过程，历史也不例外。1936年，他出版《历史之重演》，从文献资料中归纳了“历史重演”的十种情形，比如偶然或然、抗衡环境、经济、个人心理等，每种情形都列举了许多有趣的重演案例。
其中有一种，他总结为“由记载而重演和由溢辞而重演”，说的都是历史记载中的张冠李戴、任意演绎和过度吹嘘、过度贬低的故事，并不能算是历史的重演。当然如果说一定有重演的话，那就是从古到今，写作者故意作伪的情况一直在重演。在今天看来，陈登原的观点依然超前。
我们今天为什么研究历史，有什么用？陈登原在88年前早已给出了清晰的答案。他这样总结历史的功能：“因往知来，劝善惩恶，恢闳风度，准备处世，蹈覆思戒，激励精神。”这些讲的都是历史的当代价值。
陈登原几乎是在战乱中做学问，有感于近代国运之衰微。1934年出版的《颜习斋哲学思想述》前言，他说，“会值家国多故，朝市更易；四海困穷，三边沦没。”他写这本书，是为了抨击“虚言蠹世，溢辞乱真”， 知人论世，提倡“崇实笃行”。那年他35岁。
历史会影响我们的未来，但决定未来的，应是现在，是人的立场、意志和选择。历史有多种可能，多种结局，它或许能提供改变现实的可能。如此，历史才不会成为故纸堆，而是现代思想和现代智识的一部分。《中国文化史》最后一篇，他写《最近中国之进步》，结尾留有深意：观于吾国文化之大而且高若此，则使国民得以恢复民族之自信力者，必有在矣，必有在矣！
1957年，三联书店总编辑、著名出版家陈原跑到西安，和陈登原商谈《国史旧闻》的出版事宜，由顾颉刚审阅。1958年，《国史旧闻》第一册出版，差不多200万字。
《国史旧闻》从38岁写到66岁，一直写到他从西北大学退休，前后写了28年（1938~1966年）。他在1964 年请求退休回家。外孙女吴本初回忆，除了睡觉和吃饭外，外公就是坐在写字台前写作，如他自己所说“屁股像钉秤一样”。我们所看到陈登原最后的手稿，是写于1973年的《无据集》，接近50年的著述生涯。
晚年，他的身体已非常虚弱。外孙女看到，外公钢笔写累了换毛笔，毛笔写累了再换钢笔，毛笔、钢笔交替用。她问为什么，他说，换握笔姿势可以休息手指某些部位，就能一直不断地写了。“外公在西安二十多年，大雁塔都没有玩过。”
此时，他快要70岁了。他对陈宜周多次说：“阿周呀，再过几年，《国史旧闻》一定能够出版，可惜，我是看不到了。”
1970年代，人生最后的时光，他久居西安，那年夏天吃到茭白、芋艿，鲜味至极，想到了故乡的虾与蟹，写了一首诗，最后三句：
生来紫蟹黄鱼畔，老去高粱小米边。
何以解愁但苦荈，似曾相识只香烟。
老夫七十求何所，但祝今宵有熟眠。
1975年1月，陈登原去世。直到2000年，《国史旧闻》全书由中华书局出版，被誉为“最好的史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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