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懂宋学的美国人来了
哈佛教授和他的“数字人文”
本报记者 宋浩
“领导们、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包弼德的演讲从一句地道的打招呼开始。
包弼德（Peter K.Bol），哈佛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致力于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国网友熟知他，大多是因为哈佛大学中国史公开课上，他用《两只老虎》的曲子谱写了一首“中国朝代歌”。同时，他的著作《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历史上的理学》被翻译为中文，影响广泛。近20年来，他致力于“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简称CBDB）等数字人文项目的建设。
11月1日，在2023悦读宋韵节启动的同时，“宋学大讲堂”第八讲由包弼德开讲，主题为“数字人文对宋史研究的贡献——以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为例”。
中文名的中国文化
一位读者带着两箱《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来签名。
包弼德1992年完成的著作，2001年推出中文译本，20年来长销不衰。“有毛笔吗？”他很开心，刷刷刷“包弼德”三个字，行楷方正又不失飘逸。
我问他书法怎么学的，他摇摇头：没特意学过，只是大学时代老师教过几次。1966年，青年包弼德对中国产生兴趣，考入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一路本硕连读。
研究中国的汉学家，往往有一个文雅的中文名。包弼德的中文名，最初根据翻译惯例，写为彼得，后改为“弼德”。“你知道这两个字出自哪里吗？”包弼德说，“来自‘四书’。《论语》里说‘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孟子》说‘友也者，友其德也’，弼就是辅的意思。”给他改名的是他的中国老师“毓老”。
毓老是爱新觉罗·毓鋆，6岁进宫陪溥仪读书，师从陈宝琛、王国维等人。从50年代起，经胡适介绍，毓老开始教外国学生中国文化。硕士毕业后，包弼德进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研究汉学，不到中国是不合适的。70年代初，包弼德来到台湾，跟随“毓老”学了四书五经。对于“彼得”这个名字，毓老觉得“这不像样子，不好”，略作改动，改为“弼德”。
当时，同为青年学者的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也在台湾，包弼德1975年回美国之前，介绍夏含夷与毓老认识。
从1966年算起，包弼德致力于中国研究已经57年，已经算得上“包老”了。
近年来他专注于宋代到明末期间婺州（今属浙江金华）地区的思想史研究，完成了《志学斯邑——12至17世纪婺州士人之志业》（译名暂定）一书，中文译本明年将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包弼德对古代中国儒家文化很熟，对现代中国也很熟。为了写这本书，他多次来金华。从义乌的佛堂古镇，到东阳的李宅村，在古老的遗存中，寻找着久远的历史的影子。
新工具
老一辈学者读书，往往烂熟于心，能背诵全书，信手拈来，包弼德继承了这样的传统。但新时代的学术研究，材料浩如烟海，新文献曾出不穷。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古籍数字化为代表，一种新潮流正在兴起，这就是“数字人文”，CBDB就是其中一个代表。
CBDB项目由汉学家郝若贝（Robert Hartwell 1932-1996）草创，后赠予哈佛燕京学社，目前由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共同负责建设。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包弼德在台湾认识了同为青年学者、后来成为同事兼好友的韩明士(Robert Hymes)，他带包弼德去见自己的老师郝若贝。
“他对电脑的东西感兴趣。”韩明士告诉包弼德。当时包弼德在准备博士论文，今天我们熟悉的键盘还没出现，包弼德用的是老式打字机。但是他不善于使用这种打字机，打出的每一页几乎都有错别字。刚出现的电子计算机帮他解决了这个难题。正因如此，包弼德对拥抱新技术的郝若贝产生了兴趣。看到郝若贝在做的数据库，他觉得“蛮有意思的”。
几年后，包弼德在哈佛大学担任教职，同时担任一个基金会的委员会成员。为了数据库的发展，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的郝若贝申请基金会的资助。基金会派了几个学者“去拜访他，做一个调查”，包弼德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值得我们支持，我觉得非常重要。”包弼德说，郝若贝教授最开始研究经济史，后转向社会史，“我们的宋代研究中有社会史，就是因为他。他没有著书，只有一些论文，但这些论文非常重要，今天哈佛大学学术网站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下载次数最多的论文，就是郝若贝的。”
有一天他问包弼德：“如果我去世了，我可以把这些东西留给哈佛吗？”包弼德知道他的想法，就顺着说：“好好，可以。”
当时郝若贝只有50多岁，包弼德以为只是随便说说。一年不到，郝若贝去世，不久夫人也去世了。郝若贝把早期的数据库框架给了哈佛，几年后，哈佛让包弼德负责。“我必须做点什么”。
但是，数字人文的建设需要庞大的物力、财力支持。为了把郝若贝创始的CBDB和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两个系统做起来，近20年来，包弼德在全世界寻找支持力量，花了大量精力。
他联系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机构合作，充实数据库。浙江大学龚延明教授在制度史、科举史方面的整理成果，也纳入了CBDB系统中。此外，包弼德还要到处申请项目资助，就像当年郝若贝一样。
薪火相传
“数字人文”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研究工具。在浙江大学文学院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主任徐永明看来，古籍影像数字化、古籍OCR等技术，已经实现了让学者不出门就能看到古籍，并且能检索关键词。未来，数字人文的方向是文献数据的结构化、知识体系化、利用智能化。CBDB就是一个结构化数据库。
南宋时期，士人阶层开始转向地方化，包弼德想考察某个地方从南宋到明末500年的思想史变迁，关注到了婺州（今浙江金华）。在理学的历史上，从宋代的朱熹、吕祖谦到明代的宋濂，婺州是一个重镇，而且遗留的文献资料多，文脉深厚。
包弼德带着学生，把婺州的墓志铭等传记文献放入CBDB，所有人的亲属关系，变成了庞大又清晰的图表。
他有了一个有意思的发现。
很多学者研究发现，南宋士人阶层趋向地方化，他们在本州府联姻（而非像北宋时在全国内联姻）。“我所看到的不完全是这样子。”包弼德说，“我看到他们的婚姻网络地方化了，但是仍然通过文学和学术纽带，与本地之外的士人保持联系。”他们通过学术流派、诗文酬唱等方式，形成了跨地域的网络。由此，地方的士绅阶层渐渐形成。这部分内容，构成了《志学斯邑》一书的第六章，CBDB提供了不小的帮助。
以前做研究，学者关注的是一两个人；现在面向整个婺州前后500年间的士人群体，几千、几万人，数字人文独特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这是数字人文与传统人文的一个差异：它可以在广阔时间和空间中寻找变化和趋势，从一堆史料里找出复杂的联系，给学者参考。
“人看不清楚的复杂事情，尤其是文学文本的挖掘，数字人文非常有用。”包弼德说，不仅在学术研究，在工业、在医院，数字技术、人工智能都将带来巨大进步。
多大的进步？
包弼德打了一个比方，类似16到17世纪显微镜的出现。显微镜的诞生，标志着人类进入原子时代，肉眼看不见的广大的微观世界渐渐展现在人类面前。人工智能、数字人文即将带来的变革，可能来得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