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鲁迅故居旁的一家咖啡店，我和索南才让面对面坐下。
他此行的前一站是平遥，因为新作《找信号》入围了第七届平遥国际影展。在此之前，我在上海和南京碰到他，他每次都忙得像即将转场的牧民一样。
当我提出想采访他后，这位蒙古族汉子给出了回答——“下次我来浙江，我们见。”
曾经写下《荒原上》《巡山队》《找信号》《哈桑的岛屿》等一系列作品的索南才让是青海首位鲁迅文学奖得主。他的作品像来自荒原的风，夹杂着沙粒和碎石，刮得人面颊生疼。
一个牧民怎么会走上写作的道路？端起咖啡，他不疾不徐地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在孤独中阅读写作
“当你看到草原上嘴唇轻微颤动，自言自语的牧民，千万不要惊讶，那是一种孤独的后遗症。”
索南才让的小说中，充盈着一种孤独感。与大多数作家的成长环境不同，出生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托勒草原上的索南才让，12岁时便帮家里放牧了——在当地，这个年纪的孩子不放牧反而是件不寻常的事。
某一日，他在叔叔家看到了一本被撕去封皮的武侠小说，很快被吸引住了。从此便一发不可收，《西路军悲歌》《平凡的世界》《人生》……
书看得多了，影响到了放羊，母亲扬言要把书全烧了。索南才让抱住母亲，保证以后一定不在干活的时间看书。
彼时，少年牧羊人还不知道，阅读将成为他在放牧中的一种救赎。
到了冬天，当我们的牧场草不够吃时，就要把牛羊赶回高山牧场，一个人住在简易的地窖里。十几公里外，有另一个人在孤独地看管着另一群牛羊。我有过好几次这样的经历。
最长的一次，四五十天没有人和我讲话。偶尔，惊觉自己已经两三天没有开口说话了，我就自言自语地说些什么。
白天好熬一些，因为还有事可做。到了夜晚，时间是黏稠性的。我常常感觉看了很久的书，一看时间，才过了一个小时。很多次凌晨五点我就醒了，无论如何都睡不着。于是我起身叠好被子，下床把铁皮炉子生了起来，然后煮一点茶，坐在地窖的门槛上，慢慢地看着天亮。
原来，海子笔下“喂马、劈柴，周游世界”只是一种浪漫的想象。秋日的咖啡店里，索南才让露出一丝微笑，他说，只要有个两三次，这种自言自语的后遗症就会伴随终身。许多向往放牧的人们，不用一个星期一定受不了。
索南才让用尽一切办法找到能够阅读的书。2006年，他写下自己的第一篇小说《沉溺》。八九千字，不到两天就完成了，改了一遍后，就投向了常看的杂志《金银滩》，留的地址还是弟弟的学校。
时任《金银滩》杂志主编的赵元文读完后，联系上弟弟的班主任，兴冲冲地说，你们班上有个学生小说写得真不错！这篇小说，开启了索南才让的文学之路。
我问他，为什么会想到投稿？他说，这本杂志翻开就印着“欢迎来稿”，有发表的格式和收件地址，给了自己需要的全部答案。
厕所里完成《荒原上》
14岁那年夏天，他前往离家900多公里的玉树市曲麻莱县挖虫草。同年冬天，他参加了草原上的灭鼠队，这些经历后来被他写进了小说《荒原上》。
兽医、保安、配菜生、铁路护路工……丰富的工作体验，无形中积累了写作素材。他告诉我，《荒原上》几乎每个人物都有原型，主人公也有他自己的影子：
2007年，索南才让开始写作的第二年。北京一家现代雕塑的施工团队来到海北州承建一个纪念馆的城市雕塑，工程结束后，老板觉得小伙子活干得不错，提出要带他去北京闯闯，索南才让答应了，跟着他一起北上的还有完成了一半的小说《荒原上》。
城市雕塑的工作并不轻松，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唯有半夜的11点到1点是索南才让留给自己的写作时间。写作于他而言，已是一种自觉。
但一个宿舍同时住着六个员工，他把一个废弃的厕所改造成“书房”。“屋子里的味道剧烈到什么程度？坐的时间一长，我就被熏得头疼。”他不得不间歇性地到“书房”外呼吸新鲜空气。
在北京、郑州漂泊了3年半，对家乡的思念最终促使他又回到青海，成了一个放牧的职业作家。
2018年，还在鲁迅文学院进修的索南才让接到了来自《收获》杂志的约稿，颇为忐忑——
2018年4月17日 星期二 晴朗 下午有《收获》的编辑来约稿子。我想给《蹲守》，但心里没底。这几天心情不好，空洞洞的。夜晚写作，比任何时候孤独，对自己的信心也已丧失殆尽，但这并不是说已经要投降了，不是这样的。（摘自索南才让的日记）
最终，他改变主意，把《荒原上》拿了出来，从此陷入了长达两年半的改稿期。索南才让回忆道，灭鼠队员们从山里出来的状态他一直没想好，在《收获》正式发表之前，《荒原上》被他先后改了17稿。
那期《收获》上市的当天，同为藏地导演、作家的万玛才旦为小说写下了第一个评论，还购买了《荒原上》的影视版权。
之后，《荒原上》斩获“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给西部文学圈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也不可避免地改变着索南才让的生活轨迹。
写小说就像吹气球
索南才让说，自己现在已经没有羊了，但还有80头牛，平时交给弟弟打理。他大约一个月回牧场一趟。为了保持创作的状态，至今，他仍住在海晏县里。
北京、上海、南京，甚至蒙古，各种文学活动和交流让他不得不转向城市之间的“游牧”，在南京时，我见他随身携带一个棕色的牛皮本子，有时在人群中也会默默动笔。
在写什么？他得意地说，自己已经养成了随时随地写作的习惯，《在辛哈那提》的手稿就是在这个本子里写下的。
骏马与摩托车，牧民与偷猎者，台球桌、收音机、杂货铺与醉醺醺的赛马手……索南才让的笔下，既呈现了生态保护与牧民习俗的碰撞，也有现代化浪潮下年轻一代牧民复杂无措的精神落差。
但仿佛旷野一般，索南才让在小说中往往会留下空旷的想象空间和值得回味的留白。
索南才让说，如果自己出生在一个细腻的地方，肯定没法写出这样粗粝的文字，创作与脚下的土地、生活密不可分，这是他写作的“气”。
“我的好些小说留白比较多，那是我刻意为之的。”索南才让打了个比喻，“写小说就像吹气球一样，我不会把一个气球吹到它的极限点：轻轻一碰就会破的地步。它应该是一种半饱满的状态，把它放出来之后，它可能会往上飘，也可能随时往下坠落，这时候就需要读者的介入。”
在他眼里，作品发布后，只有读者参与进来，才成为一个真正完整的作品。面对其中的留白，每个读者都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
坐在鲁迅故居一街之隔的咖啡店里，我们很自然地又聊起了鲁迅。鲁迅是对索南才让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我早期的一些小说里，受鲁迅的影响很重。其实，这是大量阅读后，必然会受到的感染。这并不是坏事，说明还有进步的空间。”
鲁迅、老舍、沈从文……那个时代的大家，在各自的创作中找到了专属自己的叙事方式和节奏，这正是索南才让眼中小说家的使命。
“如果说我的小说风格和某个作家类似，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这是从我开始写小说时就明确的。”
索南才让用平静的语气说出了这句话，显然生活给予的磨砺早已倔强坚忍地镌刻在了他的文学创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