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是从印度洋上的一只“中国鸟”——鸬鹚开始的。
历史学家杨斌最早关注到这只鸟，是在17世纪法国船员皮埃尔的笔下。
当时正值明末，皮埃尔从法国来到马尔代夫。当地国王得到一只鸬鹚，但无人认识，最后才有人告诉国王，这是一只中国才有的鸟，中国人训练它们捕鱼。
杨斌慢慢发现，有很多欧洲人都记录过这种中国水鸟，对它们被驯化去捕鱼，啧啧称奇。
直到数年后，杨斌才把故事串起来，发现了鸬鹚是如何从中国传到欧洲、又在印度洋世界被欧洲人见证。这只鸟的背后，是古代中国与印度洋交流的大命题。
前几天，作为连麦杭州悦读会系列活动之一，香港城市大学教授杨斌携新书《人海之间》做客杭州单向空间书店，带读者进入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探险。
鸬鹚的故事
中国渔民驯养鸬鹚捕鱼，这种中国水鸟引发了很多欧洲人的好奇。杨斌看到，从13世纪到18世纪，有葡萄牙的传教士、西班牙的士兵等等都记录过这种鸟。不过，他们中有的人并没有到过中国；其次记录的内容相似程度很高。
沿着鸬鹚的史料，杨斌顺藤摸瓜，找到了最早记录这一捕鱼方式的欧洲人——意大利的鄂多立克。他与马可·波罗同时代，经印度洋抵达中国，到过广州、泉州、浙江等地，最后来到元大都（今北京）。
法国船员皮埃尔也见识过这种鸟，在明末时期的马尔代夫。可见，在明代末年，中国与当地之间存在交往和文化渗透。当时，距离郑和下西洋已经过了近200年。这是古代中国与印度洋长期交往后，留下的最后的回声。
当然，中国与印度洋的交流，更直接的证据来自近年来“南海一号”“黑石一号”海洋考古的成果，以及杨斌写这本书的起源“泉州一号”。位于东南亚、南海、泉州湾的这些宋代沉船上，我们发现了印度洋世界盛产的龙涎香、海贝（来自马尔代夫）。
2021年，杨斌发表了关于“泉州一号”的论文，之后他又陆续撰写了20多篇文章，串起了《人海之间》的故事。其中，鸬鹚的发现就是整个故事中的一部分。
“白沙”的考证
关于鸬鹚的考证，还有一件很特别、很巧合的事。
杨斌发现，1320年左右，鄂多立克从泉州往北京进发，途中穿过浙闽交界的仙霞岭后，又走了18天，在一个叫做白沙（Belsa）的城镇，渔民带他见识了一群鸬鹚捕鱼的情景，他大为震撼。
Belsa在哪里？鄂多立克提到，这里大河经过，河上有一座跨江大桥。鄂多立克的《东游录》中译本中译为“白沙”，但这个地方在哪里？
杨斌梳理鄂多立克的路线，从泉州去往北京，必先到杭州，再沿大运河北上。而从仙霞岭到杭州，一定经过钱塘江流域，沿着金华、衢州、严州（今建德）一路。这条水路正是南宋时东南亚各国朝贡到临安的路线。
考证1320年代钱塘江上游的跨江大桥，只有严州梅城南面的铁索桥。但严州、梅城，与Belsa的发音都不像。《东游录》的译者也很疑惑：他认定Belsa在浙江，大河就是钱塘江，但找不到能与Belsa对应的城市，只好根据读音翻译。
这个问题撞到杨斌手里，有点天意。杨斌恰好是严州（建德）人，他知道这里地名的变迁。
就在这条路线上，曾经有一个白沙渡，位于新安江上，在建德境内非常有名。南宋《淳熙严州图经》记载“白沙渡，在县西六十里”。1959年新安江水电站建立，修过一座白沙大桥，距离白沙渡不远。建德县城从梅城迁到新安江水电站所在地，最初县城所在地就取名白沙镇，后来才改为新安江镇。
杨斌想象，元代中期，意大利人鄂多立克应该先到白沙，记住了这个名字，一路顺流而下，到达严州梅城时，以为仍在白沙的地界。他当然也想不到，600多年后，出生在严州的历史学者能够帮他纠正这一错误。
海洋史研究进入新时代
这条海上之路曾经很繁荣，在印度洋世界，中国留下了哪些可触摸的印记？
“很遗憾地说，没有。”杨斌说，在宋元明，很多僧人、商人、水手去过，有外贸交易、文化交流，但后来，痕迹可能都消失了。比如南宋汪大渊曾去过印度，在八丹看到过一座塔。这塔有中国人参与建造。
汪大渊记载，塔由土砖建成，高数丈，上面有汉字“咸淳三年八月毕工”（南宋1267年完工）。公元11世纪到12世纪，八丹是印度东南大港口，很多中国人、东南亚人都曾到达。1846年，英国殖民时代，沃尔特·埃利奥特爵士查看了这座“中国塔”，在素描上留下了塔的样子。
这座塔直到1867年才拆除，整整存在600多年。但类似这样的中国人留下的痕迹，到郑和下西洋之后就没有了。直到21世纪，我们才在印度洋底的沉船中发现中国瓷器，这成为古代中国与印度洋世界交往的关键证据。
因此，杨斌教授认为，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失去”了印度洋。
宋代到明初，无数中国人驰骋海域。而到明清时，中国人对印度洋只剩下越来越荒诞的想象。对于马六甲海峡往西，孟加拉湾、阿拉伯海，明清中国对此一无所知，只能因循抄袭汪大渊等人留下的笔记，有时候抄错了，又不断以讹传讹。
明代隆庆年间有过“开关”政策，将福建漳州作为开放海关，允许商民出海。当时，宋元时代的东亚第一大港泉州，港口已淤积，漳州凭借有利条件成为港口大城市。但是，“隆庆开关”要求漳州出海的船，每年要回港口“注册”，这导致当时的中国人不能去印度洋——返航时间不够。于是，18世纪时中国人转而开发南洋。
杨斌很早就发现，海洋史很难做，因为资料太少。在书中，除了海外史料，杨斌还大量引用了中国古代笔记、小说。但是，随着潜水技术的进步，海洋考古正在快速发展。“海洋史研究，将从文献时代进入到考古时代。”正如敦煌学的兴起，源于敦煌文献的出土。
杨斌说，最近新加坡海峡又发现了两艘沉船，一艘是元代的，上面载满了元青花；另一艘是明代的。两条沉船都是很重要的发现。
他相信，未来在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山东各省区的沿海，以及马来半岛海域会有更多沉船发现，推动对古代海洋文化的理解。“我期待在印度洋中发现一艘古代中国的沉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