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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四十有惑

日期: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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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a0005版:潮新闻·人文读本       上一篇    下一篇

子张
本名张欣,1961年生,长期在高校中文系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现任杭州市文史馆馆员。著有《冷雨与热风》《山屋轶话:吴伯箫评传》《清谷书荫》《一些书 一些人》等。

  他躬耕人文教育半生;今天下午,钱报读书会与子张共读——

  为何四十有惑

  本报记者 孙雯

  “教育,是对人的本质的激活。”

  2021年初夏,临近荣休的子张,在与两位年轻朋友谈论蔡元培时说了这句话。

  这位浙江工业大学的教授,投身人文教育已整整四十年。子张说,自己一向不太喜欢以“断语”的方式表达,但这句对于教育冲口而出的“界定”,或许是潜意识的一次释放,当然,它未必就意味着教育的全部内涵。

  “它仅仅传达出我个人对教育的某一侧面的理解。如果让我换一种语言,我也许会说,教育就是能够使人认识到自我,就是对人自身的解放。”

  2023年初秋,子张的新书《四十有惑:人文教育回想录》(以下简称《四十有惑》)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一部个人史,《四十有惑》不但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人文教育的发展状况,还记下了杭州城二十年来发展前行的细节。

  从教四十年,对子张来说,桃李三千不止。

  从毕业分配到乡镇中学,到返回母校泰安师专,再到浙江工业大学,中间还夹杂各种短暂的调动……子张的学生,有未成年人,也有成年人。

  在他眼中:“学生之读书受教育,也是一个与其天性对接的过程,其基本原则应该是顺乎自然,而不该是按照某种有违天性的教条规训学生。为什么一定要先入为主地把学生假想为潜在的改造对象呢?”

  或许正是这样的理念,子张说,他很少遇到别人眼里“故意捣乱的学生”甚至“坏学生”,“教师的职责就是准确找到原因,从而让学生的本性归位。”在他看来,教育需要的永远是唤醒,而不是规训。

  1983年,子张写下第一篇关于教学的文字,并在四十年中保持着对教学工作的敏感,那些长长短短的文章便在他的电脑里汇集成一个名为《唠唠集》的文件夹;而在距离退休还有两年时,他又萌发了回顾个人从教之路的想法,于是,他又用两年时间完成了《惘然记》。如今,这两部分构成了《四十有惑》:上部为《惘然记》,下部为《唠唠集》。

  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本写了四十年的书。子张说:“在我所有的著作中,没有哪一本比它更与我血肉相连。”

  孔子曾说,四十不惑。那么,从教四十年的子张,为何“有惑”?

  “我的感觉是,属于功能教育的部分多半成功,属于人的教育的部分缺憾太多。我教过的学生绝不乏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可恰恰在某些成功者身上,我看到了那始终未发育好的核心部件。”正因如此,子张想以此书,“记录我之已然行过的旅程,疏泄我之尚未完成的沉哀。”

  因为“有惑”,才更执着于探寻。

  初读师范院校,子张应该成为一名初中语文老师,但他从未教过初中语文,而是将职业时间的大部分倾注于大学教育。

  在《四十有惑》中,他也问自己,有关大学教学法从何而来?

  子张在书中写道:“读大学时的几位老师和客座学者的身影,他们的学识和风度令我心仪,不期然而然地对我有所影响。但影响只是潜在的,它们像种子埋在心里,日后长出来带着的却只能是我自己的体温。”

  多年以后,他依旧记着自己遇到的老师——泰安师专的课堂上的刘增人、汤贵仁、方永耀、杨树茂等几位老师;来学校做学术报告的历史学家赵俪生教授;参加不同类型讲习班时所见的那些风度翩翩的先生,如北京人艺老演员苏民、北大教授钱理群……子张说,这些先生,是他作为教师最好的“样板”。

  “所谓入门要正,也无非就是先从根本处修炼自己。”子张说,因为明白这一点,他在实际教学中自然就愿意刻苦一些,宁肯多花些时间用于广义上的“备课”,不希望因学问不够捉襟见肘破绽百出而成为学生眼中的“问题老师”。

  “学问不够导致讲课露出破绽本也难免,问题在于要有自知之明,跟学生坦诚相见,及时地、诚心诚意地去亡羊补牢。教学相长,一点儿也不错,但你要会主动提高自己。”正因如此,在回首四十年从教之旅时,子张觉得自己从学生那里得益于非浅。

  而他的课堂,在一张嘴巴一支粉笔轮番登场中,非常注重学生的感受和参与,子张会留意学生的反应甚至面部表情,以不同的提问形式设置课堂上的师生对话。

  子张家的阁楼上,保存着好几届学生的“第一本书”,总不忍心随便把它们当废品处理掉。

  这些凝聚着学生心血的第一本个人“著作”,其实是子张在安排每学期的平日作业时,颇费心思设计的环节:“把写作业这个过于常规和刻板、易使学生丧失兴奋感的事转换为‘写一本书’。”

  在子张之前,从未有老师向学生提出“著书”的要求,大家的迷茫可想而知。他便把要求进一步细化,这种细化,包括“书”的内容,也包括“书”的形式。等课程结束时,“书”也写好了。

  张欣觉得,这本“书”,让学生将围绕课程所做的事系统化集纳起来,其好处是提高了个人在一门课学习过程中的自觉程度和兴奋感,把被动写作业变成更具主动性的创造、设计和自我塑造。

  让他收藏至今的一本本精心编著的“小书”是这种理念的证明,同时,也是子张在回答“我改变了什么”的答案之一。

  是的,一位老师对于“改变”抵达的程度到底如何?答案其实在学生那里。

  浙江工业大学中文系2004级的学子曾经将当时中文系教师和金庸小说中的人物一一对应,他们让子张成了陈近南。当然,学生们也说,这并不是说子张有多么像陈近南,而是他们自己很像韦小宝,而子张是“一个拥有文学理想的老师,偶尔还会写一些现代诗,和陈近南一样算是个比较正统的、拥有事业理想的人”。

  子张说,如果让他自己选一个金庸小说中的人物角色,他宁可选择令狐冲——“那个一心一意要退出江湖的人。”只是,这种“理想”未竞。

  《四十有惑》也收入了诸多学生的文章,他们记录了自己与子张的互动。一篇来自网络上的文章《先生子张》有这样一小段:

  “如今,我也站在三尺讲台上,总不敢忘记先生的模样,在我记忆中,先生从未有过一节课的懈怠,总是认真备课,一丝不苟地传授知识,在先生面前,我们总放肆不起来,因为他的谦谦君子气质融化了一切的野蛮和粗暴,再荒芜的灵魂也会被滋养成绿洲。因此,我现在也学着先生的样子,倾自己所能,教书育人。”

  子张说,这位网名为“朱笔香墨”的作者,应该是二十多年前的学生,他已不记得他的真实姓名。

  可以肯定的是,做一个春风化雨的老师,不曾被忘记。

  从这个意义上说,子张不是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