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觉睡到大天亮，对时常失眠的我来说，真是一个惊喜。这一刻，我如梦初醒，数年来一次次动员父母下山搬迁，他们都频频摇头，土地带给他们的那份踏实和温暖，是我完全给予不了的。
一弯细月，点点星空，蝈蝈叫个不停。
慈扒坞村老屋门前的明堂上，和父亲并排躺在他自己亲手做的那两张竹躺椅上。茶杯粗细的胡突子树，树叶沙沙作响。风吹过，微凉，往常成群的蚊子，今夜一只也没有。
“有机会还是搬出去吧！”我试着对父亲讲。
“和他们一样后悔，那就迟了。”父亲问。
“太冷清了。”我说。
“空气、水、菜，哪一样不是慈扒坞的好？外面不光吵，热的时候连个遮荫地方也没有……”他反驳着。
看着微微打鼾的父亲，我想起妻子的话，“孝顺孝顺，首先是顺着他，才能孝敬他。勉强的事，尽量不要做，这样父母会很为难的。”很多时候，我都不理解父母的想法，也不明白，父母的坚守是为了什么。父母和我，就像两条平行线，他们习惯不了城里生活，我也很难有太多的时间去老家陪伴他们。在大多数时候，我只不过是定期回来看一眼就走，像是在履行一种形式化的孝道。
自从我20岁离开慈扒坞村，每次回来，自己倒像个客人。母亲忙碌着做一大桌子的菜，父亲准备一大堆让我带回杭州的土货。如今，父母生活上受罪，我心理上受累。
尽管小学四年级就要到离家十里地的学校住校，但高中毕业之前，也从未真正离开过父母。茶叶地、桑叶地、稻田、毛竹山、水库，都是我充满欢乐的地方，长满六月雪和荸荠草的杉树林里，牛、羊、狗等伙伴让我度过了无数个可以不计时间地闲散的日子，这一切好像就在昨天。
也像今晚这么一个月色稀疏的夜晚，我陪父亲去生姜地看姜，干艾草的浓烟熏得我们眼睛都睁不开，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父亲憧憬着上一年鲜姜七块一斤的好景能再现，我倒是期待能钓到水库里那足足一斤重的土鲫鱼。因为种植的规模大了好几倍，从别人家租来的田租不便宜，加上他对自己向来要求严苛，这让父亲每日的劳作费了好多心思，吃了好多苦头。尽管家里经常是猪油拌饭，草草解决下肚皮，哪怕是一碗笋干梅干菜汤亦让我们吃得津津有味，但家里整天嘻嘻哈哈，充满了欢笑。
曾经生活的压力压得他透不过气来，可再累再难，也没有想过让我停学。那些年物质生活的低潮期，却是父亲期望的高潮期。有几年上学报到的那天，父亲打着手电拔了生姜，挑了10多里地赶到集市卖了，将学费送到我手里；也有那么些年，母亲不舍地将几头70多斤重的山羊卖了，给我缴学费。但他们乐观向上，从未抱怨。我真的不能否定他们对慈扒坞的爱，就像他们对我的包容。
自从我自己当了父亲，才发现父亲真的变老了。比如今晚的聊天，有些许的尴尬，少了当年的轻松，想要说服对方，变得不再那么容易。我一直认为，让上了年纪的父母和自己生活在一起，我会比较地安心，未曾想到杭州“鸡笼”一般的生活，对父母却是一种束缚。现在，我已无资格亦毫无理由，让他离开这片生活了70年的土地。我不得不承认，我疏忽了对父母真正的关心。
平凡善良的父母，他们将瘠薄沙地耕作成种啥长啥的肥沃农田，那种用心勾勒生活的努力，我终生受用；一生劳碌的父母，到现在也是闲不下来。我一回家，他们就操心起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带走。
踏着一路的露水，天蒙蒙亮，我就被父亲拉着去地里挖番薯。碧绿的番薯藤爬满了一地，镰刀划过，番薯叶上的水珠似小时候玩的玻璃弹珠，来回滚个不停。散落在绿叶中形如小喇叭的番薯花，白的透亮的喇叭口配着红的发紫的底托，很是别致。
顺着沙土的裂缝，一锄头拨开浅浅的土层，挤挤挨挨的番薯就露了出来，淡红色的番薯皮潮湿湿的，好有光泽。每一丛番薯个头都非常匀称，小的三四两，大的四五两，个把多小时，就装了大半蛇皮袋。汗水布满额头的父亲一手扶着锄头、一手叉腰上，佝偻着背，明显有些疲态，这与当年伟岸高大的身影有天大差别。记得我五岁时那个大雪封山的冬天，父亲花了整整一天时间，才从墩头镇上扛回一捆甘蔗，踏进家门时已经天黑，蓑衣里的父亲冻得发抖，红肿发紫的双手将满头的雪雾扫下，来不及暖和就削了一支甘蔗给我们吃，那份父爱如火般炙热。
老宗祠门梁上有“簪缨望族”“文武世家”两块匾额，数百年来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后辈，慈扒坞因孝顺父母而成名的传统一直未曾丢失。为什么喜欢隔三差五地回，为什么喜欢住在老家，因为那里有父母，那里有令人豁然开朗的山野。母亲说，在家的几个晚上，半夜都为我盖过被子，我睡得沉，浑然不知，安心得宛如小时候睡在父母的怀里。
到过慈扒坞村的人都说，这里山好、水好、人好……锅巴香，让人一下子就喜欢上了慈扒坞。但我最在意的是父母健康幸福的日子。回杭州，带走了番薯、玉米、黄瓜、青菜，但都不及我带走的记忆。
现如今，搬与不搬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父母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