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高考落了榜，我说，想再复读一年。我妈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什么，既然已经落了榜，不如嫁给王木匠。
18岁的夏天，蓝蓝的天上飘着几朵白云，蓝是蔚蓝的蓝，白是洁白的白。这些无聊的云，从山岗东边飘到西边，从西边飘到东边，一下子成了巨蟹座，一下子成了金牛座，然后又变成了白羊座。
我懒洋洋地趴在窗户上，看几只蚂蚁搬东西。先是三只蚂蚁列成纵队探路，再是四只蚂蚁抬了一粒米屑过来，后面还有两只蚂蚁并排压阵。米屑是昨天晚上蒸笼里剩下的米糕，我掰着放在蚂蚁们必经的路上，一边听着我妈在厨房叫得鬼哭狼嚎：“大花，水池里的衣服有没有洗好？锅里水开了，煮好茄子煮缸豆，变了颜色就捞起来冲冷，摊到院子里竹篾团箕上。弄完赶紧整猪食，猪都在圈里嗷嗷叫着呢……”
这两天高考发榜，毫无悬念，我没有考上。
我每天坐在台阶上看云发呆，我们村子太小，两边狭窄的山峰和山脉，像天空伸出的两个胳膊，把村庄紧紧挤压成了一艘船。二姐说，要看火烧云，就要爬到山岗上，或者到山外去，那里的山不会这么拥挤，视野开阔，火烧云看起来像是孔雀开屏。
要不要复读，我爸模棱两可，我妈意思比较明确：“大花，你看要不就不要读了吧，你大姐二姐，初中、高中毕业回村里，现在不也挺好的，在工厂里做工，每月有工资拿。你高中毕业，女孩子么，也是差不多了。昨天，王木匠妈妈来过了，还拿来两瓶酒一包点心。王木匠现在在城里干活，一年赚得不少呢，可有出息啦。”
我一边喂猪看它们抢食，耳朵边想着“嗡嗡嗡”的叨叨：“村口的李大强，别看傻乎乎的，他姐姐在德国开餐馆，前段时间来信了，要他弟弟去德国。他姐嫁过去的村是华侨村，都出去在德国开餐馆，赚的是洋人的钱。李大强说你高中毕业，人聪明，问你要不要和他一起去？”
“哐啷啷”，我一下子把猪食勺子摔在地上，那瓢滴溜溜在原地打转：“你要去嫁什么王木匠李大强的，你自己去，我是要复读要复读要复读的！”
在这七月流火的夏天，我准备向我的村庄告别。二姐给了我10元钱，父亲给了我10元钱，我把那辆28寸的自行车洗得干干净净，钢圈擦得闪闪发亮，后座上一边挂着米袋，一边挂着两罐梅干菜，准备向我的未来出发。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们村还没有通车，去外面的镇上，要不就是自行车，要不就是搭运输木材的拖拉机，还有就是靠两只脚走路，我们叫做11路公交车。
高中时候父亲给我一辆用过的28寸自行车，我骑在上面，像是一只鸭子立在杆子上。现在我把车子蹬得很快，享受着风从耳边从发梢呼呼而过，有一种飞翔的感觉。午后的路上白花花的没有人，只有树上的蝉，一路叫着，应和我胡编乱造大声唱的歌……
我是最后一个到复习班的，一个教室坐着六十多个人，过过道都几乎侧着身子，我坐在最后一排，后背完全顶着墙。我们到医院食堂蒸过饭，在招待所搭过伙。
叶子家是分水片区的，她妈妈经常给我们送菜。班里有个男生，长得很帅，个子很高，头发弯弯的，穿着牛仔服牛仔裤，有点像明星秦汉。他家在分水镇住的是二层楼的洋房，家里条件还不错，会带大家去他家里炒菜，算是打牙祭了。
冬天晚自习出来，呵气成冰，手脚冻得通红发麻，冷风刀子一样割着脖子。回家经过武盛街，远远地就看见拐角处亮着一盏灯。有个老人每天在这里摆馄饨摊，煤饼炉子上炖着锅子，哧哧冒着水汽，馄饨挑子摊开来，就变成个小桌子。
那些馄饨像勾了我们魂似地，滚烫的开水浇到碗里，兑开猪油，放一簇葱花，一个个馄饨浮在碗里，像一只只胖墩墩的小猪。一碗馄饨下去，整个肠胃，连同夜晚都暖和明亮起来。
对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农村考生来说，每年的七月份是一个宣告命运的季节。有的从鸭子涅槃成了天鹅，有的仍旧扛起锄头走向田野，把绝望和不甘，痛苦和眼泪，埋进脚下的大地和泥土。
有段时间我处于人生低谷，一位大作家告诉我他非同寻常的高考经历。
他的人生经历了五次高考，而且三次都是洛阳地区的文科状元，但是因为小时候的一次发烧，导致身体出了状况，每次都是卡壳在高考体检上。最后那年，高考结束后的他没有回家，白天打工，晚上就在山上一座亭子里住着，等消息。那亭子东倒西歪的，只有两条石凳，亭子叫做冯公亭，是为了纪念冯玉祥爱国大将军而建造的。
回家的时候没有钱买车票，问师傅能不能欠一欠。
师傅说，我不要你钱，你让我看一眼录取通知书，我家娃也在读书，让我们沾沾喜气。
这位作家后来就读山东大学中文系，他的小说改编成影视剧，获得“北京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等，他一直在支助贫困大学生。纯净的灵魂和思想，也可以在干旱穷顿而贫瘠的旱塬上，开出美丽而高贵的花朵。
复读了一年后，我终于收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学校很一般，但毕竟从农民户口变成居民户口，我的人生之路，在这里转了个角。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每年到了高考季，天上总飘着火烧云。这些火烧云，像是梵高把油彩泼到天际一样，这样的热烈和炫烂，恍如我们18岁那年的初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