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师专读书时，教我们外国文学课的是吴全韬老师。在同学们眼里，吴老师是一位颇为亲和的长者。同班同学陆锡根十几年前在一篇文章里如此描述他。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吴老师五十多岁，但已现老相，头发稀疏零乱，前脱发展到中脱，耷拉着头，好像是被厚重的黑框眼镜沉甸着，看起来无光无彩……听吴老师课很累，他一口浓重的黄岩话，说话抖抖索索，如口里含着黄岩橘子，加上他主讲古希腊神话，一连串的阿尔忒弥斯、赫尔墨斯等古怪名字，陌生又难记，学得云里雾里。
白天，他喋喋不休满负荷讲课；晚上，他孜孜不倦地撰写一篇篇学术论文，数量、质量如日中天，声名鹊起。系里一向谨微的古典文学霸主庄严老师也佩服：这老头子哪来这么厉害的精力功夫？
吴老师是钱锺书先生的学生，与诗人臧克家也有亲戚关系。可在当年我并不知情，因为吴老师从不在人前张扬他与钱、臧的这层关系。
毕业十几年后，我才听说我们的吴老师居然与著名作家、诗人都有关系，但我还是有点不信，以为是误传。
在校时，我与吴老师交往不多，但喜欢他的课，还喜欢他一手漂亮的英文字。1983年7月，临毕业，我请吴老师在《毕业留念册》上用英语写一句勉励的话。吴老师略加思索，便题了一句，意思好像是“好好学习，为人民服务”。
我反复多次阅读吴老师给我的留言，遗憾的是，至今依旧是半懂不懂。我的英语水平之差，由此可见一斑。自己水平低，又怕被老师看出，所以当我捧着老师留言时，欢天喜地，装作读懂的样子，一声“谢谢”，退出了老师的宿舍。现在后悔来不及了，如果当年我不是不懂装懂，而是敢于请教，我一定可以得到吴老师的指导，因为吴老师还是个“有问必答，有求必应”的长者。
1999年9月，毕业十几年后，我有幸与母校中文系的老师们一起，在宁波市开明街梅龙镇酒店会餐，庆祝第十五个教师节。坐在我右边的正好是已经退休的吴老师。吴老师的头发更少了，而且看上去一身疲惫。我没理会老师为何如此苍老，感觉是提问的机会来了，于是悄悄询问：“吴老师您好，听说您是钱锺书先生的学生，真的吗？您还认识臧克家？”
吴老师记得我这个笨学生，他“嗯，嗯”点头。那天饭局结束后，我为全体中文系老师拍了张集体照。告别时，我问吴老师家住哪里，说抽空去探望。他竟然拒绝。
同年9月18日，我在单位意外收到吴老师写给我的厚厚一封信。我没想到，吴老师竟然这么认真地用书信的方式，详细回答我那天的提问。
吴老师是在一张A4纸大小的白纸上写的信，密密麻麻，正反面全写满了。信末署名，还郑重地盖上了自己的印章。
钱锺书先生出生于1910年，比吴全韬老师大11岁。
吴老师在信中叙述：“我是锺书先生1946年秋到1947年夏的暨大学生，念的是他的两门课程：一门是欧洲文学，另一门是旁听——因为已有学分，叫文学批评。课间，他和我谈话不少。……他也说过早期当教授时（不知是不是光华大学，我记不清了），曹禺还当过他两个月的助教（此事从无人提起），等等。”
吴老师说：“钱师上课讲的是牛津英语，发音特别清晰，教学内容重点突出，或加比喻，形象显明，或以中西比较，引文生动，然不旁征博引，适可而止，增加文学情味。他是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有一次校内遇到，他问我论文请谁指导。我说就请您吧。他问我写什么，我说《论译诗》。他说，你写点提纲来谈谈。我说，我过去在《前线日报》发表过整版的《论译诗》论文，他说你可以拿来给我读。读后，他就说可以按此写。我就按此扩展加深，结果得到可嘉的分数。可笑我1979年重上教坛时，学校对我无所不查，连论文所得分数亦从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后来并入复旦大学）所存档案中查出。”
吴老师补充介绍：“我毕业后找职业，钱师亦努力为我介绍，听说我愿意为助教或编辑，他先给我信，要我第二天一早去找暨南大学的文学院院长刘太白（应是刘大杰，笔者注），我逡巡未去，他说我这有什么怕难为情的！又给我信要我去找储安平（当时他编《民主》），我又未去。他生气问我为什么又不去？我说，你信附来的条件都可以，但没有住宿，我在上海无处可住，因此不去。他又为我发信介绍我到光华大学去当周煦良的助教，我去了，谈得比较满意，结果周被校长断聘了，我又不成功。我到钱师家去汇报情况，钱师听我说，有人介绍我回台州教书，他问了以后说，那也好，要我多看英文文法，说我论文中有两处缺了he字（按照牛津规矩，卷子有三个错误为0分），以后要注意。又关怀地问我有没有路费等等。在暨南大学的学生中，钱先生对我和林子清（后为复旦大学教授）两位学生印象较好。”
吴老师在信的结尾处，略微谈到他与诗人臧克家的关系：“至于臧克家姨父，我当时在上海三日两头到他家去，共抽蹩脚烟，吃姨母做的糖填番茄或牛尾汤，在他家遇到过骆宾基、艾芜等，那就不谈了。”
这封信里，吴老师还附赠了两页复印文章，一篇是1999年7月25日他发表在《浙江日报》的《钱锺书关怀后学二三事》一文。吴老师曾听钱师说：“偶像崇拜只是原始人的思想情绪。”因此，他本人很少向钱先生询问学术上的问题。但他却乐意代人致书钱先生，询问一些值得讨论的学术问题。该文记述了他两次代书的经过。一次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的一个同学要和人合译勃特勒的《如此人生》（有译《众生之路》）一书，要吴老师问问钱先生对这部作品的看法。钱先生本来第二天要去日本讲学，为了不至于让那位同学望眼欲穿、长时间空等，就特地挤出时间，写了两大张，引用了六、七个外国作家对此书的评价，并译为中文。吴老师收到信后，本来想留下原件，誊抄一份给同学，然而为不让同学久等，第二天就把钱先生的原信和摘文统统寄出，他一再交代，用后还他留念。可惜，这位友人再也没有归还，说信和摘文被合译者拿走了，反要他写一篇评价《如此人生》的论文，以壮声势，吴老师也照办了。吴老师讨要钱信的复印件，居然也得不到。
吴老师给我的信的末尾，又一次强调：“请勿要来电话，也不要来看我！我活得焦头烂额，没有时间接客。”打听原因，原来是师母身体不好——患了老年痴呆症，全靠吴老师一人照料。
我很听话，从此再没有打扰吴老师，连他什么时候去世都不知道。
2016年5月25日，钱锺书先生的夫人杨绛先生去世。5月31日，《海南周刊》发表了马良（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工作）写的题为《钱锺书杨绛印象暨钱先生的一封信》的文章，结尾处附上钱先生当年写给《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的一封信，信里提到吴全韬老师。
我猜想，吴老师当年给《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投稿，久不得回音，于是联系钱师，希望退回原稿。钱先生遂发去一函，还将吴老师要他转给编辑部的一元退稿邮资附上，希望编辑部拨冗处理此事。从该函中，我再次发现钱先生的认真负责，及吴老师的孜孜不倦和笔耕不辍。
查阅百度，关于吴全韬老师的若干介绍是：“籍贯：黄岩；出生日期：1921年。宁波师范学院外国文学副教授。1947年毕业于暨南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教龄长达44年。在大学学习期间即发表论文多篇，后在教学岗位上发表《试论巴尔扎克塑造人物的手法》《〈西厢记〉和〈罗蜜欧与朱丽叶〉的继承和创新》《浮士德文学的内核和潜能》。”
其实，这个介绍是很不全面的，我随意在网上一查，吴老师发表过的论文就远不止这些。吴全韬老师在他95岁那年悄然离世，许多同学都不知道，也没有去吊唁。如果吴老师还健在，今年有102岁了。今特写此文，以示纪念。
□陈春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