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有个小行星，叫贺贤土星。2018年9月25日，国际小行星中心将编号079286命名为贺贤土小行星。
2019年，贺贤土获得爱德华·泰勒奖，这也是聚变能源领域国际最高奖项。
“贺贤土”这个名字，对很多人来说有些陌生。因为工作性质的缘故，很长时间里，他的名字和贡献都鲜为人知。和很多从事核物理研究的科学家一样，虽然之前默默无闻，但实际上，他们为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贡献了很多智慧。
最近，中科院院士、理论物理学家贺贤土回到母校浙江大学，参观“科学家精神展”，并与物理学院的学生进行了交流。
随后，他接受了钱江晚报的专访。
热爱文学的他，走上了核武器研究之路
1937年，贺贤土出生在浙江镇海的一个小山村里。“我小时候很爱玩，但有个好习惯，就是先做作业，然后检查一遍，才会放心去玩。”1954年，贺贤土在镇海中学（原辛成中学）毕业后，就读于宁波一中。
少年时代的他，热爱文学，喜欢看前苏联小说，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喜欢看巴金、茅盾、鲁迅的作品，甚至还尝试过自己写小说。不过，一次学校组织的活动改变了他的文学梦。“看到一部短片，是讲核物理的基本粒子，很生动有趣。”因为这部片子，贺贤土萌发了学物理的念头。
1957年，贺贤土考进浙江大学物理系，1962年毕业留校任教。
“没多久，系领导找我，要我去北京。但去什么单位干什么，一概不知。我当时虽然有些忐忑或者说犹豫，因为我的家人朋友都在南方，但最后还是服从了分配。”贺贤土说，那个年代，在大家的概念里，还是个人需求要服从国家意志。
到了北京，贺贤土发现，接待自己的人，是科学家周光召。周光召当时是北京九所（即今天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一室常务副主任，主任是邓稼先。贺贤土开始了核武器研究。在那里，王淦昌、程开甲、彭桓武、周光召、于敏等大科学家都没有门户等级之见，经常就学术问题争得面红耳赤，私下里关系却依然融洽。从此，贺贤土明白：研究工作原来是要讨论和争辩的。
思维方法很重要，研究问题要学会“粗估”
贺贤土和浙大的学生讲，好的思维方法非常重要。“比如，我从彭桓武先生那里学到的，看事物要抓本质，或者说，抓主要矛盾。”贺贤土将这种方式称为“粗估”。
“有一次，彭桓武在解一个复杂的微分方程时，先估计方程各项的量级，然后砍掉一些项，最后居然解出来了。”贺贤土举了个例子，“比如在研究一个不知道是啥的动物时，却知道这个动物鼻子很长，那答案就是大象。”
他提到，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夕，接到的一个课题：研究和计算原子弹的过早点火概率问题。“我就是利用抓主要矛盾的思想，用流体力学运动解耦来解决的。”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贺贤土讲起了当时的动人一幕。“我们发现门外写满了研究所附近学校师生的感谢，那一刻，心里觉得很温暖。”
1966年12月，贺贤土和团队突破了氢弹原理。“在氢弹热测试理论研究时，我也是用抓主要矛盾的方法，建立了多个物理模型，围绕氢弹原理试验相关物理规律进行研究，并与数学专业的同事一起进行计算机数值模拟，为核爆炸时的物理测量提供了方案。”
从日常生活开始，让孩子们探究“为什么”
如何培养青少年对物理的兴趣？
贺贤土觉得可以从关注生活中简单的现象开始。“比如，为什么会刮风？因为空气局部的压力不一样，压力高的地方会往压力低的地方跑，这个就是风。”
“这些简单的道理先搞懂，那么他就有兴趣去学深奥的物理。”贺贤土说，“当尝到甜头以后，兴趣自然而然就有了。”
至于培养兴趣的渠道，贺贤土认为有很多，可以听老师讲，也可以看一些科普的文章。“必须强调，从孩子做起，激发孩子对自然、科学发现的兴趣，让孩子们渴望去探究‘为什么’。”
贺贤土还特别强调了“科学发现”的重要性。
“我们不能只会制作一个玻璃杯，这只是停留在技术发现层面，我们要去搞清楚玻璃形成背后的科学原理……”他认为，年轻一代，要立志于科学发现，为国家的创新发展作出贡献。”
他说，技术发明，可以促进人类社会生活、经济、社会发展，但源头是科学。
“历史表明，科学发现是源头，有了科学发现才有技术发明。后者使得现代社会的物质基础越来越好，比如各种机器、高铁、航母、飞机、通讯设备等物质条件的发展。”贺贤土一再强调，“如果我们有很多科学发现，就会有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发明，才会有别人没有的技术和制造业。千万不要在提科技发展时遗忘了科学发现这个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