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轻人并不抗拒生娃，但心态谨慎
因为甜蜜的代价还是有点重
为人 我们如何才能轻装上阵
本报记者 张蓉
前段时间，浙江8名大学生花了一年多时间调研年轻人生育观。结论是：当前社会迫切需要的，也许不是改变那些年轻人，而是对那些有生育意愿的家庭提供更全面的支持（详见本报5月16日3版）。
事实也正是如此。尽管一些年轻人把“不婚不育保平安”当作口头禅，但他们对于成为父母并不抗拒，只是“需要谨慎对待”。
人民智库近日发布的《中国公众生育观念调查报告（2023）》对此作出印证——他们向20岁以上的中青年收集回2318份有效调查问卷，结果显示，“理想子女为两个孩子”（44.26%）是当前中青年群体的主流心态，还有39.30%的受访公众选择“1个”，6.95%的受访公众选择“3个”。
如何将大家的生育意愿转化为实际生育行动？距离生育友好型社会，我们还有多远？
本报记者试图通过个例的轨迹来寻找问题的答案——
剧变的身体 需要修复
在医院熬过痛苦的20个小时后，李想生下了儿子。她没有喜极而泣，唯一的念头是“终于结束了”。
去年11月23日，30岁的李想升级为母亲。这本是30岁前她极为抗拒的角色。
“担心未来会后悔，担心夫妻关系经不住没有孩子的考验，也担心周围人的声音和社会目光。”这是李想和现实妥协的理由。
李想本以为自己没有天然的母爱。但后来，在和儿子的朝夕相处中，母子间的情感连接愈加紧密，“我好像慢慢养成了母爱，会忍不住惊叹他这么可爱。”
只是，李想对生育的恐惧并没就此泯灭，“我原本就把生育想象得很难，现实确实如此。”
生育后第三个月，李想脱发严重，“洗一次头发，掉一大把。”她感觉身体失控，“耻骨分离、肋骨外翻、盆骨宽大、膀胱膨出……”尽管体重恢复到生产前的98斤，但过去的裤子、裙子都穿不上了，同时，乳腺炎反复发作，有几次高烧不退，“连抬手都痛”。
“00后”女孩晶晶，则通过互联网早早就认识到生育对身体的伤害。
后来，晶晶知道自己就是个“难产儿”。由于侧切生育，母亲有严重的产后漏尿，“她不敢跑步，一跑起来就会漏尿。”可每当晶晶问起，母亲总是轻描淡写。
晶晶期待，社会给予孕龄女性足够的关注，做好孕前、孕期及产后辅导，除了关注身体健康，还应提供心理辅导的帮助。
职场人育儿 需要减压
生育后，李想的睡眠变得碎片化，晚上不得不多次醒来，喂奶、换尿不湿……随着李想回归职场，婆婆过来帮忙，但毕竟年纪大了，晚上还是得夫妻两人自己管娃。
当睡眠时间被极大压缩，必然影响第二天的工作状态，李想不确定自己能坚持多久。
可喜的是，各地政府正积极推进普惠托育服务。2022年发布的《北京市“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明确，加大托育人才培养力度，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在满足3-6岁幼儿入园的基础上，利用空余学位开设托班招收2-3岁幼儿。上海则对推进托幼一体化进行了专门立法，目前上海全市近1000家幼儿园开设托班，占全部幼儿园的60%，并要求“应开尽开，能开尽开”。
一些公司也在鼓励员工带娃上班，广东省对此进行了探索。今年初，广东省发布《关于推行“妈妈岗”就业模式促进妇女就业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在全省广泛开发“妈妈岗”，主要用于吸纳法定劳动年龄内对12周岁以下儿童负有抚养义务的妇女就业，工作时间、管理模式相对灵活，方便照顾工作和育儿。
另外，目前，各地已进行育儿假试点，大多省份规定，孩子3周岁以内，夫妻每年各享5天、10天、15天、20天等长短不一的育儿假。
职场不平等 等待弥合
5月18日，李想产假结束，返岗。“部门原先10个人，现在只剩下4个。”李想猜测，自己是因为生育而进入保护期才得以留下。
人员缩减的同时，工作量增加了。重回职场的她想好好表现，但有些力不从心。
李想的直属领导换了人。去年，36岁的女领导生了二胎，“产假期间，她原本的位置就被人取代了。”
女性确实更容易因生育而遭遇职场障碍。“你结婚了吗？”“现在有没有孩子？”是面试官永远绕不过去的话题。李想的一位朋友是资深的人力资源管理者，就坦言，“当我作为面试官打量已婚未育的年轻女性，会不由自主地觉得对方随时要生育、回归家庭。”
在李想看来，想改变企业对女员工的偏见，政府需要出台更多的激励措施，“比如，给有员工休产假的企业发放更多补助，对雇佣一定比例一胎女员工的企业提供信用贷款支持、减免税收，等等。”
养育成本大 如何扶持
李想不敢失去工作。她算过一笔经济账，因为儿子的降临，自己和丈夫已经投入十余万元，“月子中心就花了4万元，单奶粉、纸尿裤、棉柔巾等，每月开销至少5000元。我已经算是很省了。”李想去托育机构打听过，但六七千元每月的要价让她打消了念头。
经济问题带来当代青年面临生育时的普遍焦虑。根据育娲人口研究团队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估算，2019年，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万元；其中，浙江家庭的养育成本高达72.1万元，仅次于北京、上海，位列全国第三。
“社会能给我们足够的经济帮助吗？”李想萌生过这种念头。
2021年，四川攀枝花市成为全国首个提供生育补贴的城市，对按政策生育二、三孩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此后，多地拿出真金白银，加入发放生育补贴行列，其中大部分集中在省会城市。杭州今年起向符合条件的家庭发放育儿补助，二孩5000元，三孩20000元；温州的补贴对象拓展到一孩，按政策生育一孩、二孩和三孩的分别予以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元、2000元和10000元。
“有补贴当然好，但还是杯水车薪。”李想认为，足够的生育补贴和完善的托育、医疗服务，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育焦虑。
（文中李想、晶晶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