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跟着师父裱黄宾虹的书画
后来，吴山明、卢坤峰都会把作品交给他
裱画师黄福林
一双回春
本报记者 章咪佳
5月22日，最近杭州很火的展览——第七届杭州·中国画双年展即将闭幕。而前几天的国际博物馆日，又带来了一波看展热潮。我们沉浸在艺术和文物的美中，是否会注意到一些有趣的细节。
这些三五米高、十来米长的巨幅作品，是如何装裱、布展到墙上的？甚至在展厅的球面内壁上，画作完全服帖地展开，没有一丝皱褶。柔弱细软、极易受湿度影响的中国画纸，是怎么做到的？
本期文化故事的两位主人公，是一场展览中的“周边人物”，一个裱画，一个修纸。但是，对于展览和艺术家来说，他们一个都不能少。
大手
里间的工作台上铺着一幅题字。早上，黄福林刚从书法家王冬龄那里取回来。黄福林高兴，展开没多会就想收起来，“准备找梨花木做框裱起来。”
黄福林的工作室本叫“聚兴斋”，王老师改了一个字，题写为“聚星斋”。
聚星。这间装裱工作室在中国美术学院南山校区中轴线东端，南北两面由学校的画库夹着。地上一架旋转楼梯，与四通八达的二层连廊连通，老师、学生络绎往来。
从1980年代黄福林开始在美院国画系做装裱师，学校收藏的名家古书画，一代代师生的作品，无论大小，几乎都“没有逃出他的手掌”。
3月初，美院的室内篮球场，王冬龄在创作今年英国大展的巨幅乱书作品。我在现场看到一个模子很大的老师。在开始书写前，包括中场休息时的很多重要环节，王老师时不时地跟他交流几句。听学生说，地上3.8米×10.8米的宣纸，就是这位黄福林师傅提前拼接好的。
进出时我跟“大块头”打了个照面，他手里拿着一个特制的筛子，手也异常大。但是，这么大一双手，每天在处理的都是毫米级甚至更精微的事务。
工作室的露天外间，3.4米×2米的拼桌上，画铺开，喷水。我以为像黄福林这样名声在外的手艺人，需要一个精密的工具箱甚至是一个工具纸库，事实上并没有。他说，最珍贵的是一双手，一双灵巧的手。
拼图
1984年，27岁的黄福林跟着师父来到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前身）。师父于通海先生是当年鼎鼎大名的苏裱大师，退休前在南京博物院工作，后来被美院国画系请来修复古画，他带着江苏丹阳老家的亲戚黄福林一道，帮忙照料日常生活。
黄福林给于先生洗衣、打下手之余，开始转行专心学习古书画修复、装裱手艺。在各地装裱派别中，苏裱以典雅出名。黄宾虹先生曾经总结苏裱的特点，“配色素净，文静雅致，既挺括又柔软，善仿古。”
起先师父教的，就是难度最高的古书画修复。他跟着师父修复过王原祁、黄宾虹、潘天寿的画。
1987年，国画系收来一副艺术家的七言大篆对联，1.35米高，0.3米宽。
最难的一步，就是揭裱——去掉对联老装裱中的一层托底、两层覆褙，以便重新装裱。
这个步骤，一根手指头就够了。喷水让纸张发松以后，浆糊渐渐脱开，黄福林要把覆在画芯的底一层层地搓掉。
但是这根手指头的功夫太重要了。“手上功夫到不到，看你一块一块，一层一层搓不搓得下去。”纸张纤维有走向，搓得不得法，手指举步维艰。只有搓出“一扇门”来，才能大片地揭开覆纸。搓得轻了，纤维有韧劲儿；稍微重了些，又容易搓到画芯，作品就破了。黄福林每天就只能搓一小块。
那一年，大块头的小黄师傅，一根手指，搓了整整2个月，才完成揭裱。
这是师父的教法。这幅对联画芯残破不堪，几乎是上百片碎片。当年没有拷贝机，师徒得先凭眼力和经验，把碎片拼回原处。其实“拼图”也不完整，很多地方存在缝隙，要由修复师另用材料修补完整。
师父却不需要这层老纸修复，只从一张新的生宣裁出“一根面条”，按照纹理，一点一点地往上补。等晾干后，再用国画颜料，把补纸做旧。
绝活
黄福林说他现在主要做的是新画装裱，比修复古画容易得多了。“现在有喷壶，烘干机，对水分的把控简单多了。”但是，也有难的，过去的书法、国画作品，不像现在这样巨幅。相应的纸张拼缝，布展上墙的难度，都比以前要高得多。
2017年，中国美院美术馆做过一场展览，整个二楼圆厅只展出了一件作品：由国画系几十位师生共同创作，仅画芯就高2.4米、长80米。这张画装裱以后，沿着整个圆厅的球面墙体贴了一圈，甚至在厅外延伸了十几米才完成整体展示。
大尺度，又是曲面粘贴，怎么样在上墙时贴平，如何保证胶水干了以后，环境湿度有变化时作品不会翻卷、起皱，全是装裱师的硬功夫。
说得简单一点，黄福林不过是掌控好了水分与纸张纤维的关系，懂得如何让艺术品呈现最佳的状态。
但是，跟他非常熟悉的艺术家又开玩笑说：“黄福林的绝活不能给你拍。”往专业里说，装裱这件比伺候女人一张脸还复杂的事情，奥妙无以言表。“比如黄福林最重要的浆糊的配方——加什么材料，厚薄怎样，如何保鲜、不霉变不能暴露。放在古代，师父调浆糊都得背着徒弟呢。”
开玩笑的艺术家是花俊。他1986年到美院附中上学时，就在美院的校园里认识了小黄师傅。那时候，小黄喊他“花公子”。
花公子从中学开始，到在美院本科毕业做了老师，习作、毕业创作、展览作品，全由小黄操刀。后来他也半开玩笑地喊小黄“黄大师”。花俊在瑞典时，曾经因为技术不到位，在布展上墙的环节，失手废掉过自己的作品。那时候花公子格外想念“黄大师”的手艺。
小黄
当学徒3年后，于通海先生回乡，黄福林留在了美院，开了一间裱画铺。他了解许多艺术家的创作习惯，也见识过许多老先生们鲜为人知的性情。
到现在黄福林都能学卢坤峰先生的山东口音，“xiào wàng shī fu（小黄师傅）”。
八九十年代，有一次卢先生过来，看到墙上正挂着他的一幅画。这是他以前赠予友人的作品，现在对方拿到黄福林这里来做装裱。
黄福林刚给画托了底。当年还没有烘干机，画正挂在墙上等晾干。卢先生看自己过去的这件作品，越看越不满意。他就把画从墙上取下来，当场撕掉，“我重新给他画一幅。”
小黄师傅又吃惊又敬佩，“老先生画画严谨，人也爽快。”没过几天，卢先生把新画带来，交给小黄师傅装裱。
卢坤峰在黄福林这里，至少这样当场撕掉过自己的三张画。
黄福林过眼无数大师真迹，也有走眼的时候。有一年，黄福林在市场上买了一幅吴山明先生的作品，有一天拿给先生看。吴先生看了很久，很抱歉地跟他说：“小黄，这张可能不是我画的。”
没想到几天后，吴先生专门画了一张人物小品送给黄福林，说要补偿小黄的损失。这件事情小黄愧疚，“我的损失跟吴老师有什么关系。”老先生的人品、艺品，叫人感慨。
几十年过去了，老先生仙逝，小黄也成了老黄。
今年美院毕业展在即，老黄的集中忙碌期开始了，更多正在成长的艺术家作品要经由他的手，展示在人们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