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白金奖｜《燕食记》
葛亮
寻一个中国人的情感落点
本报记者 张瑾华
获悉得了春风悦读榜最大奖春风白金奖，电话那边的葛亮难掩兴奋。
从《北鸢》获春风白银奖（虚构类）到《燕食记》再度获奖，一晃六七年。作为一名作家，葛亮也渐渐从青年作家走向成熟。
人在岭南，江南，始终是葛亮思念的地方。《燕食记》除了写粤菜，也溯源了江南饮食对粤港民间的历史脉络乃至社会、文化结构的影响。除了呈现现实，大概也包含了他的乡情所致。
《燕食记》出版后，很多在大湾区的当地人都知道了这本书。有人通过各种渠道跟葛亮探讨书中细节，比如某一道菜的名字、做法等。《舌尖》的导演陈晓卿，也跟葛亮聊过这本书。
一部能让老厨师洗干净了手，认真一页一页翻读的书，正如葛亮所说，“中国人的那点子道理，都在这吃里头了”。
食物是文化的标本与容器
食物是日常，但其背后埋藏着莽莽的历史与幽微的人性，甚而是民族的文化密码。而这密码在不断的薪传与变革中，也在自我更新与递变，内有“活气”。
在写《燕食记》的过程中，葛亮参考了大量关于饮食的典籍，比如《随园食单》《山家清供》《食宪鸿秘》等等，其背后不仅仅是食物，而是时代的投射。另一方面，他做了大量田野考察与访谈，这是关于人的部分，也是小说中的“活气”所在。
在他看来，有关食物的迭转，一定是大历史中最为具象的微观历史。《燕食记》中的荣师傅是时代的亲历者，历经北伐、抗日等大的时代节点。他的个人命运，混融着人间烟火，交游于不同人群，也是最有温度的历史折射。
小说的后半部分，由粤至港，作为小说家的葛亮更重视主人公作为个体的流转。“移民是考察文化间的碰撞与融合最主要的人群，食物又恰是很好的标本与容器。”
葛亮透露，最早想写的戴明义这个人物原型，作为香港本帮菜馆第一代的老板，身上必然伴随着有关于民间文化非常艰难的挣扎。后来，他又接触到这位原型的女婿，就是陈五举的原型，渐渐发觉他身上有让人更加感兴趣的东西存在。这个人物很可体现岭南文化的包容感，这种包容感里面，含有不断的迭变和革新。
写《燕食记》这本书的过程，对葛亮来说是愉悦的。他说，“你深入了一个行业和领域，也是延展知识结构的过程，进而是拓展世界观的过程。”
从《北鸢》到《燕食记》
7年前，葛亮创作的《北鸢》获得了春风白银奖（虚构类）。这部小说最初来自“非虚构”的意念。因先祖父著作责编的鼓励，他用数年的时间搜集资料，准备撰写一部关于中国近现代知识界发展历史的纪实性作品。但由于家中长辈亲友的陆续凋零，这个计划无奈中断，最终未能成型。这期间整理的上百万字的资料，却让他体会到细节的力量。细于毫末，但又如此真实，真实得令人心动。
“大概因为这股力量的驱动。《燕食记》采用非虚构与虚构并置的结构，或呼应当年《北鸢》创作前那个写作计划的未竞之憾。非虚构的层面。”葛亮说，“‘我’是一个研究者，带着一种好奇与来自家族情怀的驱动，投入了对历史的演绎。资料、访谈、田野考察。”
这一部分的非虚构，部分复刻了他在写小说时所做的准备。其中很重要的部分，在于“格物”。这是提供小说在场感的前提，是“我”在处理历史叙述时的重点所在，也是引领进入历史情境的因由。换言之，借由这些历史的砖石，葛亮搭建的是一个“在场者”观照下的模拟现场，以此去穿透作者与历史间的重重隔膜。
这个过程，对他而言并不困难，相反是十分充实的。当然，不言而喻，这需要付出大量的精力与时间，因为这种查考具有相当的延伸性，细节是环环相扣、由此及彼的。
换言之，落实的过程，也是葛亮自己在其中不断发现的过程，并在其间构筑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这种建构系统的意识，可能也和我受到的学术训练有关。而且所谓‘格物’，并非只是埋在故纸堆里作案头功夫，我也很乐意通过访问的形式去触摸历史，这样比较有温度。”
葛亮认为，小说创作最终还是要回归于人。所以，他特别重视与小说人物原型接触交流的过程，因为我们不可能仅依赖天马行空的想象，就去触碰到人物生命的肌理。
“其实，与人物原型的交流从《朱雀》就开始了，当时做了大量的访谈，在写《北鸢》的时候，我也对自己家族的长辈展开过访谈与调查，这些工作都是一以贯之的，如果没有这些工作，我认为写作就是缺乏底气的。”葛亮说。
以“吃”入文
南京人葛亮在香港，这些年下来，已经会说一口流利的粤语。不知不觉中，也是一名岭南人了。
“我写任何一个题材，首先需要给自己寻找一个情感落点，《朱雀》是写南京、写家城，《北鸢》写家族。我在岭南生活了二十多年，需要有一个文本回馈它。既然要回馈，是希望体现在各方面，在语言的结构、气性的表达上，是全方位的一本岭南的小说。这是在《燕食记》中运用一部分粤语的原因。粤语本身是非常鲜活的语言，也有历史和渊源，它的精简与雅洁，有目共睹。”
葛亮的难点在于，把它写出来之后，还要面对更多的，包括北方的、中原地域的读者。怎么把握其中的分寸平衡？
“所以关于粤语，有些还是需要加些注释，比如风土人情、在地典故、专有词汇的部分，特别是除了广府话，还用到一些四邑话。另外，涉及比较老旧的粤语，要用得恰如其分，需要请教一些长者。”
葛亮希望这个小说读起来，广东人会很亲切，同时也不会影响到广东以外的读者朋友去感受和理解岭南之美。
方言关乎乡愁，食物也关乎乡愁。《燕食记》是“舌尖”更占主导，还是乡愁、在地性等等因素更占主导呢？
葛亮觉得，这两者是分不开的。以“吃”入文， 历朝历代都有书单可作辅证。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张潮的《幽梦影》、张岱的《陶庵梦忆》、李渔的《闲情偶寄》等等，都是将饮食作为人生态度的一端。
“很难说个中关于文化地理的流转，必然代表着文化形态的扩张，但一定是在围绕食物的变革中，扩充了人们的味觉体验。如此，‘乡愁’的意义就变得更为复杂而多元，包含了个人情感体验的独特意义。”
葛亮认为，文学是关于现实的艺术，是写作者表达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平台。世界是多维度的，每个写作者都有他自己观察和理解的面向。“历史的发展是大势，我倾向表达其中的人之常情的部分。我希望对笔下人物将心比心。文学的意义，便是表达对人物的共情的同时，也体现对现实世界的真诚应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