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图忘掉历史的人，恰恰都是有故事的人。”这是邵丽获得郁达夫小说奖首奖作品《黄河故事》中的一句话。
邵丽，一看就有北方女性白杨树一般的美。她扎根于中原，中原也成就了她笔下的故乡风物，故乡的人。
《黄河故事》，“黄河故事”系列中的代表作。小说通过“我”为父亲寻找墓地这一线索，父亲生前在家庭中所经受的一切，被女儿的衣锦还乡重新激活，家人、亲友的过往与现实生活渐次展开，既反映出中国人的伦理生活，中国家庭的情感结构，也映照着两辈人的观念变迁和社会变革的洪流。
年前，邵丽在读者中最具影响力的又一“黄河故事”《金枝（全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
在她的创作丰收季，本报记者和邵丽进行了对话——
钱江晚报：《黄河故事》中，二姐一家似乎因病，从中产坠入到底层，但他们活得有尊严又看重亲情。二姐代表的是您心目中大部分普通中国人的样子吗？
邵丽：可以这么说吧。这个话题可能会扯到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传统道德的生命力是最顽强的，不管经受多大的冲击，它都能存活下来。大部分中国人骨子里的道德教化，是信奉仁义礼智信的。这种文化的坚持，越是在艰难困苦的时候越是能彰显它的光芒。这是人性的光芒。
钱江晚报：现在很多人都会说“原生家庭如何如何”。一个人一生是否最终能摆脱原生家庭带来的影响，成为一个新的人？
邵丽：从主观上来讲，可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人并不是很多，主动纠正或者摆脱的则更少。从客观上讲，一个人基于童年所塑造的性格，很难在后来的社会实践中有所改变；即使有所改变，也可能是表面现象，骨子里的东西很难改变。但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不会成功，随着时间、环境和际遇的不同，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人。
钱江晚报：小说里的“我”到深圳打工之后遇到了老板一家，“我对财富，对富人有了全新认识。穷不一定都是好，富也不一定就天然带着恶。”借人物之口，这是您想告诉读者的一种关于富人阶层的认知吗？
邵丽：我觉得富不是罪恶。当年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极富战略眼光的。改革开放这几十年的社会实践也证明了这个事实，正是因为大部分人都富起来了，慈善事业才能有如今的长足发展。富不是罪恶，富人也不等同于坏人；只要获得财富的方式合法，他就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
钱江晚报：“我一个身单力薄的小女孩子，随着建筑大军进入城市，而且直接去了深圳。那不是一道窄门，她所给我的生命的力量，比父母给我的更坚实，也更坚定”，这段话是否说明了，在特定的时代，城市化的浪潮中，有些东西的影响力是可以超越中国传统的家庭亲情的影响力？这是否就是现代化对一个人带来的命运嬗变？
邵丽：现代化也好，城市化也好，其实就是拓展人的生存空间。这个空间既是物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城市化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在集约社会资源的同时，也叠加了人的智力发展，使各种思想、智慧和智能在碰撞中积聚了更大的发展动能，也为人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各种可能。人要改变自身的命运，还是要依靠城市。所以从根本上讲，传统的家庭影响力与现代化的影响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通俗来讲，一个已经深入并依附城市的人，是很难再回到传统家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