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拇指粗的钢筋拧成一条一米多长的鞭子，抽打在屁股的同一个位置。童婕被三四个女校的同学摁在床板上，她挣脱不开这几张朝夕相处的脸。为了确认学生没有在臀部垫东西逃避责罚，男性教官甚至会直接用手确认。强烈的耻辱和疼痛将童婕淹没，她几乎麻木地在心里倒数着惩罚次数。“千万不能想家，一旦想家就会崩溃。”在豫章书院的两年里，她一直这样提醒自己。
然而，家，对童婕和伙伴来说是一个悬浮而依托于想象的概念。因为不够温顺听话，他们被父母从老家哄骗去江西的豫章书院。
2023年3月31日，豫章书院案在江西萍乡市安源区法院开庭重审。然而和豫章书院类似的学校依然在暗处滋长。
如果说家是牵住孩子的风筝线，当年的学员们并没有感觉到温柔的牵引，那根风筝线或是在激烈的拉扯中愈绷愈紧，或是在沉默的游移中越飘越远。
“不乖就是该打”
他们被父母哄骗送走
2014年10月的一天，14岁的周禹诚和几个社会青年从网吧出来在街头闲逛，他脑海里还回荡着穿越火线里机枪突突突的声音。他厌恶学校，但对暴力和冲突感到新鲜，一旦和人发生口角，他和朋友们会毫不犹豫地拿拳头砸上去。
脑海里机枪的声音还未停歇，一辆面包车停在了他面前，车上跳下来几个自称是警察的男子，他们喊出了周禹诚的名字，拿出一本类似档案册的东西，要求周禹诚和他们走一趟。脑袋还在发懵中，他已经被拖上了面包车，随后被搜走了身上包括手机在内的所有东西。七八个小时后，他从浙江湖州被送到江西南昌。
23岁的彭月月仍然记得9年前的那个4月，她被母亲用旅游的名义哄骗上飞机，一落地就被教官们接到了豫章书院。她试图用绝食的方式进行反抗，3天后学校的主任找到她，表示不怕她饿死，随时都能给她打营养针。“到处都是铁丝网，像个牢笼。”周禹诚和“烦闷室”（即小黑屋）里的另外两个新生制服了监督他们的教官后试图逃跑，却被巡逻的教官发现，打了他三“龙鞭”，那是一种用钢筋做成的拇指粗的鞭子，打在身上火辣辣的刺痛。
没有人敢在被老师全程监控的电话里哭诉或是讲方言，在豫章书院困了两年的童婕明白，一旦有人尝试在家园游学会的开放日上向父母诉苦，大门一关，所有学生都要受罚。即使后来父亲知道了周禹诚在豫章书院里的遭遇，他的反应也只是一句“不乖就是该打”，只不过对儿子的施罚者从他变成了第三者而已。
轮到彭月月负责厕所卫生打扫的时候，教官不提供疏通工具，她只能用手一点点把下水道口的秽物清理干净，此后的十几年里，她只要一闻到这种潮湿腐臭的味道就会无法自抑地喘不上气、开始干呕。
在这座以国学教育作为宣传点的书院里，晚上在大通铺睡觉的他们，总能听到有细碎的哭声，“数不清，都在偷偷地哭，不敢哭得太大声。”
孩子不爱学习逃学顶撞
但父母束手无策
为什么父母要把孩子哄骗或是抓到豫章书院？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学员们心里有着相似的愤怒和怨恨。然而在一天天的挨打和煎熬里，最初的不可原谅似乎越来越动摇，父母成了他们最后的支撑和依靠，这是作为孩子无法控制的本能。
在豫章书院的第二个月，彭月月在日记的末尾写下：妈妈，真的好想你呀，你过得怎么样了？！妈咪都不来看我（沮丧脸）好想妈咪呀（哭脸）。那或许是她对母亲情感流露最真切也最复杂的时刻。此前，在母亲质问她为什么不喜欢上课，或者用衣架直接抽她的时候，彭月月从来都是沉默着不回应。
彭月月出生在一个潮汕家庭。父亲常年在外地工作，家里孩子多。她从小流转在各个亲戚家里，直到小学才被父母接回家中。“我不喜欢读书，脑袋笨，读不进去，老师挺好的。”上初中后，彭月月开始逃课，尽管当时家里经济条件不是很好，母亲还是省下钱来给她报了舞蹈班和书法班。“四个孩子里，父母最喜欢的是弟弟。为打游戏休学了一年，但妈妈不会打他。”彭月月说不清楚，当时的自己是不是想通过逃学来引起妈妈的注意。
3月27日对童婕来说是个禁忌，这是她进入豫章书院的日子。“不温顺、不服管教、特立独行”是父亲对童婕的评价。在父亲看来，豫章书院符合“棍棒底下出孝子”的理念。但童婕认为，这不是正常父亲对孩子的教育，“他对我的态度完全取决于他的心情，说白了是发泄”。
因为父亲的家庭暴力，是她至今记忆清晰的细节——“我爸先是薅住我的头发把我从里屋拽出来，然后把我的头摁在床上，开始用拳头捶我的脸，又把我拉到客厅，我妈各种拦根本拦不住。”童婕苦笑着问，“你知道人的嘴唇是会爆开的吗？我当时眼睛里全是瘀血，脸肿得不像个人。”
暴力对周禹诚来说也并不陌生。他觉得自己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受害者，在豫章书院的大半年似乎没给他留下心理创伤。因为沉迷游戏，父亲曾经当面砸过他的电脑，用不堪入耳的脏话骂过他，打过他。他的姐姐成绩优异，却觉得父母更偏爱弟弟，姐姐在高中就选择出国读书，离开原生家庭。周禹诚认为自己和姐姐之间的落差更是让父亲的期待落空。他不明白忙于处理公司事务、没有时间管他的父亲为什么这么愤怒，就像他也无法解释当时的自己为什么在叛逆的道路上越走越偏。
从愤怒少年到沉默青年
成年后还想逃离原生家庭
从豫章书院被曝光到案件进入重审的六年里，这些父母眼中“不合格”的孩子渐渐踏入社会。
然而当童婕在22岁时来到江西鹰潭，混杂着香火气的潮湿气味将她再度拉回了在豫章书院的时刻。“那里的经历足以影响我们的一生”，她悲哀地发现了这一点。
作为最初原告之一的彭月月回家后，先是休学。她频繁地做噩梦，梦里自己又被抓起来殴打。初中毕业后，她到河南的武术学校训练，工作后，她和家人一起住在深圳——“他们不会是我的倾诉对象。”
把周禹诚从豫章书院接回来之后，父母像是彻底放弃了他。他整日辗转在网吧和酒吧之间，直到成年后父亲要求他去已经安排好的公司上班，而他发现既没有学历也没有能力的自己只能接受这样的掌控。“没读书挺后悔的。”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前几天，父亲刚把童婕从电话和微信的黑名单里放出来。童婕甚至不记得弟弟多大了。大学毕业之后，她向父母借了一笔钱去广州创业。她起早贪黑地赚钱，始终觉得自己无依无靠、没有安全感，最终还是选择回到了河南独居，并选择了皈依道教。为什么经济独立了却没有选择逃离，她反问：“难道经济独立就能和原生家庭割裂吗？”去年，童婕被确诊为躁郁症。她形容躁狂发作时的自己就像疯狗一样。“医生说这个病有挺大的遗传因素，然后我情绪又压抑得太久，就像一杯水，慢慢地就往外溢出来了。”
“豫章书院”并没有消失，打着“行为矫正”“戒网瘾”等旗号的素质教育学校仍然层出不穷。17岁的小俞去年刚从湖南的一所“法制教育基地”离开，她一直在等着自己成年的那天。“我现在还要念书，不念书我早跑了。对我妈妈没什么好恨的，我就想逃离，逃离这个原生家庭。”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童婕、周禹诚、彭月月、小俞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