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岁的杭州女孩郑灵华，因染着一头粉色长发在爷爷的病床前分享考上研究生的喜讯，遭到大规模网暴。
2月21日，经家属同意后，郑灵华生前委托律师通过媒体发布声明：感谢广大媒体朋友和网友们对郑灵华同学的善意与关心。现回应大家的关心，我再次受郑灵华家属之托，沉痛地告知各位：郑同学已于2023年1月23日不幸离世。面对网络暴力，郑同学渺小而不屈，平凡而坚强。她生前曾表示，不希望因为自己的事过多占用公共资源。今后除了国家有关部门依法介入的情况，郑同学的家属亦不想再提及此事。逝者已逝，希望各位尊重逝者本人遗愿和家属意愿，还郑灵华的亲友以安宁。最后希望大家远离网络暴力，为网络暴力能得到彻底终止而呼吁。愿逝者安息，天堂没有网暴；生者坚强，人间自有真情。
近年来，网暴致死的悲剧频频发生。在网上“冲浪”的过程中，你遇到过网络喷子吗？有过按捺不住想要还击的时候吗？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应该怎样防范和应对网络暴力？听听心理医生和法学教授是怎么说的。
相关的心理援助和法制化管理应提前干预
“七八年前，因为在网络上的骂战、网暴等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人比较少，但随着网络的使用越来越普及，已经成了部分人进行自我实现或谋生的工具，这种情况越来越加剧。”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副院长施剑飞告诉潮新闻·钱江晚报记者，尤其在疫情期间，网络对民众生活的渗透呈几何级提升，“人们对网络的依赖加深，同时伴生着网络情绪环境的恶化”。
乔治·华盛顿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生张梦频曾在采访中提到，在疫情下，人们面对生活的失控可能会产生焦虑、担忧、孤独感等情绪，还可能面临经济上的压力、生活作息的改变等。隔着屏幕，人们越来越容易动怒。
施剑飞发现，近两年来，在他的个人门诊中，因为网络言语霸凌来就诊的患者越来越多，“最近每月与此类情况相关而就诊总有七到八个，基本以女性为主，主要年龄在20岁到30岁之间。”
去年，施剑飞碰到了一位遭遇网络暴力的年轻女孩，“她个子瘦瘦小小的，脸色很差，一坐下来就开始掉眼泪。”女孩从外地来到杭州，平时从事直播带货工作，昼夜颠倒的工作节奏让她没有什么社交圈，老家也只有父亲一个亲人。
在一次直播中，女孩的业绩超过了团队里原本稳居第一的同事，导致利益分成出现变化。之后，她发现，在她出场的直播间里，突然涌入了各种各样污秽的词语，有的谩骂中还夹带着威胁信息以及毫无底线的辱骂。在刷屏的恶意下，直播间开始失控了。原本只是来看产品的用户也被这种极端、狂热的气氛所带动，她成了被攻击的众矢之的。
发生在直播间的网络暴力愈演愈烈，女孩只要一看到直播室的镜头，身体就会控制不住地发抖。白天的时候她精神恍惚，弹幕里不堪入目的词汇像走马灯一样在她眼前闪过。晚上的时候她难以入睡，即使侥幸睡着，也伴随着一连串的噩梦。
报警后，女孩发现其中一位网暴者在现实中刚刚经历妻子出轨的变故。当他撞见这一幕时，妻子身上的衣服和女孩在直播间介绍的产品很相似，直播间成了他报复和发泄愤怒的载体。他并不在意此刻看着弹幕的是一个活生生、有情感的人。
半年后，女孩才去看医生。施剑飞告诉潮新闻·钱江晚报记者，那些网暴者随意敲下的字眼刻进了女孩心里，她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她自己无法接受自己，摆脱不了这种思维混乱的痛苦。”施剑飞发现，网络暴力中的大量负面评论甚至谣言，会对受害者的自我认知产生冲击，甚至会让他们产生出“对抗中的认同”，导致一个人自尊水平降低。
施剑飞介绍，网暴受害者往往会出现抑郁状态，这和抑郁症不一样。“从症状评价来看，两者可能比较相似，但抑郁状态不是单纯生物源性的，更多是社会源性的。药物不能解决社会源性的问题，但能让他们尽快恢复到正常的作息、帮助稳定情绪。”施剑飞说。
更多的时候，施剑飞会用心理疗法和患者进行沟通，来降低他们的恐惧和焦虑，建立对自己的理解。但施剑飞同时指出，最关键的是要给患者提供足够的社会支持，包括来自家人、朋友和社会面。这样可以改善他们对这类社会化事件的看法，减轻大量恶劣言论带来的负面影响。
“如果相关的心理援助和法制化管理能够较早地介入，受害者能够在早期从网络社群中脱离出来，换个环境，干预到位或许比治疗更有效。”施剑飞说。
保留证据，走司法程序
让隐蔽的网暴者现身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罗翔指出，对于网络暴力，无论是《民法典》、《治安管理处罚法》，还是《刑法》都有相应的处理措施。但不少被网暴者在寻求法律帮助的时候，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是无法获得施暴者的真实姓名，以至于对着空气战斗，无法伤及躲藏于黑暗处的网暴者。
罗翔建议，当不幸遭受网暴时，被网暴者可以通过以下这些正当的维权步骤来主张权利：首先是保留证据（最好在公证机关的公证下），对于所有侮辱诽谤的侵权行为截屏固定证据。“这需要强大的内心才能面对，也可以把这些活儿都交给律师等专业人士来干。”罗翔提醒。
其次是走司法程序，让隐蔽的网暴者现身。第一步是立案，只有立了案，案子才能进入司法程序。但不知道网暴者的真实信息，比如姓名、电话、联系方式，案子可能立不上。这时候，当事人或律师可以向法院申请调查令。在具体实践中，有的法院认为先立案才能签发调查令。这时候可以先给网络平台发律师函，要求网络平台提供网暴者个人信息。如果平台不提供的话，只能到法院起诉网络平台，同时把网暴者作为共同侵权人。
“还有一个方案就是到公安机关报案。”罗翔表示，既然公然侮辱、诽谤可能属于行政不法行为，如果有足够多的证据，那么也可以让公安机关直接依照职权查询违法行为实施者的个人信息。
“至于提起刑事自诉，步骤也可以按照上述两个方案分别进行，首先是要获得施暴者的个人信息。网络不是隐身的戒指，人们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罗翔说。
（部分内容综合自罗翔说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