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古尼
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遗山先生诗集》原是黄裳插架之物，其跋尾云，“北京修绠堂估人孙氏，余素识之，人颇健谈，而每得异书。月前来海上，访之于其小楼上，询之，无何善本。日昨闻风子兄言，渠携书四种拟售之文化部，今晨石麒来，亦告曾见一单于渠处，即往访之。初尚不肯以书出示，坐谈移时，始于后楼取此弘治本《遗山集》出，继又出黄丕烈校跋之善耕堂顾氏抄本《东国史略》、叶石君朴学斋抄本《吕和叔文集》，朱墨灿然，皆名迹也，不肯言价，姑先以四石米值获此书归，更订后约观它书，快慰之至。久不见异本，遂有眼明之乐，归而濡笔记之。时庚寅（1950）九月十四日，秋晦作寒，黄裳识于海上”。此跋未见《黄裳集》，乃集外文。
所谓“修绠堂估人孙氏”即孙诚俭（字助廉），本在北京经营古旧书业，1942年，在上海设分号。据黄裳说，“修绠堂在上海的分号是温知书店，在三马路转角的一角小楼上，也没有招牌。助廉五短身材，微胖，跟老兄不一样，是极喜交际的”，且气魄大，谢兴尧说，“孙某在沪时，因联络应酬喜吃酒，一夕数千金无吝色”，不知黄裳当时是否也做过孙诚俭的座上客。1950年秋冬之间，孙诚俭在上海售书，黄裳“近十日来得书几三十种”，其中明崇祯刻《吴骚合编》“百万一掷，倾囊不惜”，则较这册“四石米值”《遗山先生诗集》似未遑多让也。
《遗山先生诗集》第二十卷之尾还有一条黄裳题记，“今日又见一本，为休阳汪季青所藏，印工较此为佳，尚存李瀚重刊序，当并储之也。壬辰（1952）二月十七日”。大概就在此时，黄裳“闻孙助廉已破产倾家，颇为之惜。此人为书估中有识力者。每至一地，多得异书。余获善本于其肆最多。今乃不可问矣”，而且“壬辰夏秋之际，余两至北京，曾数访助廉于东四修绠堂，已无书应市矣。其人意兴亦大劣”，最后落寞以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