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勇
北方夏日的天气，也带着北方人的爽利性格。骤雨初歇的半下午，太阳说出来就出来了。干净的阳光均匀地洒了一身，我走进汉景帝阳陵。这座位于咸阳渭城区的西汉帝陵的封土上，葳蕤的草木间，清气蒸腾。
在考古遗址上，悬于坑道之上的玻璃廊道在雨后，似乎更显透亮。透过玻璃望去，两千年前的帝国图景，似乎就在脚下，披甲武士俑列阵如林，陶塑牛羊在象征厩苑的坑道里垂首，侍女俑的胭脂虽然褪了釉彩，但眉眼间依旧残存着制陶者当初精心设计的浅笑。八十一座呈放射状排列的外藏坑，像大地深处凝固的八十一座帝国的“军阵”，静默地守护着汉景帝规划的永恒。
这位以“清静恭俭”垂范后世的帝王刘启，在父亲文帝开创的基业上，以仁政为经纬，继续织就“文景之治”的锦绣山河。他轻徭薄赋，废除严刑，兴修水利，重视农业，在史官和后人的“盖棺定论”中赢得了良好的口碑。他为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采纳了晁错削藩的建议。当七国诸侯的兵戈打破平静时，这位并不好战的君王立即启动雷霆手段，命周亚夫、窦婴等人率军，用三个月的时间平定叛乱。
历史的吊诡常常在不经意的细节之中。这位崇尚简朴的帝王，竟在即位第四年便着手营建规模空前的陵园——二十平方公里的黄土之下，数十万人在地下复刻了一座皇宫，工程绵延近三十载，直至其子汉武帝元朔年间方才尘埃落定——“生”的俭朴与“死”的豪奢之间，存在巨大落差。这是第一个矛盾。他虽然有将宫女放出宫去、施以钱财安家的仁慈，却在七王起事时，首先腰斩了横竖都可算功臣的晁错，这是第二个矛盾。在汉景帝身上还有其他矛盾，比如还在做太子的时候，他跟吴王刘濞的儿子下棋，一言不合，抄起棋盒就把刘濞的儿子打死，没有责罚自己，更没给刘濞老叔写一封类似于认错书的书信，打死就打死，把尸体送回去就是。刘濞怀恨在心，到推行削藩令的时候，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这一切矛盾的根源，却是一种思想的具体体现，那就是在刘启内心深处“我什么都可以，想怎么来就怎么来，怎么来都有理；而你必须按照我定的规矩来，在没有获得我的允许之前，你做什么都是错，你什么都不可以”的唯我独尊的思想。
西汉经过百年努力，到汉景帝的时候，太仓之粟陈陈相因、贯朽而不可校，他便将丰盈的国力转化为黄土、石料与人力，让陵墓工程成为调节社会的精巧机关；同时只要有人愿意搬到他陵墓周围居住或做生意，就发给二十万钱做安家费。他的意思很明确：生前前呼后拥，死后也要热热闹闹。
那些褪去彩绘的陶俑在幽暗中袒露素胎，恰似权力卸下华袍后的本相——既见证了帝王对绝对权力的执念，亦是帝王死后也要追求永恒的注脚。
真正灼人目光的，是陵墓西北角那片被遗忘的坟茔。方圆八万平方米，埋的全部是刑徒的骸骨。考古发掘中，铁钳仍卡在骸骨的颈项，折断的胫骨保持着挣扎的弧度……我的影子掠过这些凹陷的土坑时，阵雨后的阳光穿透云层，落在武士俑的唇角上，为他们隐约的微笑镀上了金边。考古学家称此为“中国最初的安宁”，可那凝固的陶土笑容分明在诉说双重真相：既是治世的和煦余温，也是权力碾过血肉时扬起的尘埃——古代的帝王，不管在后世的传说中多么温婉，骨子里都嗜血成性，靠杀人立威，靠杀人固本。
走进不远处的博物馆，在考古陈列馆的展柜里，许多物件上展现出的生活趣味，却超越了王权铁血的冷酷，展示出人间烟火的温婉，比如陶灶上的釜甑，呈嬉戏状态的陶塑鸡、犬，憨态可掬的黑毛猪等。最动人的，是那一撮茶叶，将两千一百年的光阴碳化成黑乎乎的一团。这应该就是《尔雅》记载的“槚叶”。当讲解员启动幻影成像装置，旋转舞台上浮现出宫女素手烹茶的场景，茶香仿佛将茶叶带回两千多年前，与我水杯中的碧螺春的清芬，悄然交融。
雨后的风掠过遗址公园，带着槐树叶与月季的混合气息——对来自南方的我来说，北方的槐树叶和月季特别清香——一群来自不同地方的游客在罗经石遗址前闲转，或疾或徐的身影与水洼中倒映的云朵相映成趣。
闭馆铃响起时，时有时无的雨滴再次轻轻落下，无须戴帽，也无须打伞。我隔着玻璃与武士俑对视，感觉那僵硬的目光，不仅因为一场北方的雨水而波光潋滟，还因为我的注视，而有了情绪和温度。当我们目光相遇，陶俑眼里的星辰次第亮起。我突然明白，真正能击穿时光的，从来不是帝王的纪功碑，而是陶罐底部的制作者指纹，是铜爵里碳化的黍粒，是跪射俑脚跟上一道无人在意的黏土裂缝。
走出博物馆时，大街上的霓虹正在细小的雨中绽放。拍了许多照片的游客心满意足地嬉笑着、交谈着，走进通往不同方向的街道的璀璨灯火，去寻找可口的晚餐。在和平时代，跟凝固的历史比较起来，到了饭点，那些香气馥郁、颜色诱人的各种地方美食，反而更让人迫不及待、兴趣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