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健忠
父亲是在睡梦中离开我们的，走得很安详，守灵时看着他那慈祥的面庞，总觉得正在含笑入眠。遵照父亲“简办”的意愿，我们家婉拒了日常的挚友、隔壁的邻居、远居的亲戚，但前来吊唁的人依然很多，挤满了老家的庭院。按习俗，出殡前有个“报衣账”环节，需要我手扶父亲头部。那一刻我恍惚回到了童年，小时候每每犯了错误，父亲总喜欢边抚摸着我的脑袋，边教育开导我。在现实与恍惚的交替间，看着父亲的遗容，“失怙”二字突然间涌现在脑海中。
接下来是告别仪式。是夜，我与姐姐回顾父亲的一生，觉得父亲一辈子都是跟着时代在走：年轻时参加“社队经济集体生产”，想方设法多打粮食填饱肚子；中年时遇到“联产承包分田到户”，精耕细作种好庄稼养活子女；晚年赶上了“改革开放市场经济”，靠着党的政策才稍稍宽裕。房子往往是农民一生奋斗成果的凝结，父母也不例外，一辈子的努力集中在了三次翻建房屋上，凭着省吃俭用从祖传的两间草房换成了两间瓦房，再换成了三间高大的“七橹头”瓦房，五十开外时又在同龄人中较早地建起了两层楼房，但除了“屋壳子”便再无其他值钱的家当了。当司仪以沉重的语气宣读“倪品森同志的一生是当代千万中国农民的缩影”的时候，我的心不由自主地在颤抖、在挣扎——他是一个一辈子勤勤恳恳的人，是教育我忠厚为人的我敬爱的父亲。
父亲好学上进。20世纪70年代中期，兴起村办企业之风，父亲被抽调到村办窑厂工作。三十出头的他白天揉泥做砖瓦坯，晚上与两个姐姐一起凑在煤油灯下，自学会计知识。不久，窑厂的账交到了他这双“既沾泥又沾点墨”的手上。就这样，“倪会计”这个称呼，伴随了父亲大半辈子。
父亲做事严谨。记得我上小学时的一个冬天的傍晚，父亲在微弱的灯光下噼里啪啦地打算盘，打得额头青筋饱胀、大汗淋漓。原来是“账目”上有几分钱的出入。那天父亲一直忙到深夜，直到找出了差错才罢手收摊。父亲说：“做会计就是要一分钱不能多、一分钱不能少。”记忆中，父亲做的账多次被拿到镇上去展陈供大家参观学习。
父亲非常能干。虽然他没有正式拜过师学手艺，但木匠的锯子、瓦匠的泥刀、篾匠的竹刀都能在家中找到。平时小修小补，都是父亲自己动手，基本不求人；平时下班回家也总有忙不完的活儿，用芦稷苗扎扫帚，用芦苇编簸箕，劈了竹篾编竹篮。有一年，父亲收集到了一捆硬塑打包带，用打包带编织了几个家用的篮子、簸箕。这家伙特别结实，做成的篮子能用十多年。
父亲为人忠厚。20世纪80年代末，村办企业先后解散。父亲跟随村里人一起到崇明做“棉花棉纱换床单”的生意，邻居教父亲用“换秤加换秤砣”蒙骗老人，实现“多进少出”，父亲总以为不齿。一趟生意下来，别人赚得“盆满钵满”，父亲只能守住本钱，没去几回便偃旗息鼓了。
父亲重视教育，却又总因囊中羞涩作罢。我读初二那年，父亲听说通海中学的教学质量好，便兴奋地与我探讨是否愿意转学。后来，父亲打听到“不仅要有转学费用，还要出住宿费、交生活费”，鼓励我“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希望我自己好好努力。1991年中考，我录取了海门师范，是当年川港中学唯一考上中专中师的学生。那年夏天，父亲脸上绽满了笑容。中师毕业前，我有继续上学和直接就业两种选择。如果继续上学，就去上如皋师范首届“3+2”班，能圆我的大学梦，父亲觉得是件好事，但说到要出6000元入学费用时，他开始沉默了，烟卷在指间烧到了滤嘴都没有发觉，最后唉了两声，就没再说话。我知道，家中没有那么多钱，他也不想去麻烦别人。
父亲坚信中庸之道，唯愿我平平安安、不要惹上麻烦。我的性格脾气中自小带着点急躁冲动，刚参加工作时对学生也是如此。父亲教导我“教育学生总有个过程，不能急，要有耐心，不能动粗，更不能动手”。那时，我还怀揣着一个文学梦，买了几沓方格稿子学写短篇小说。故事内容不外乎“周处学成了屠龙术，无用武之地”之类，影射身边的人和事。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出头的椽子先烂，不要瞎写到头来害了自己”。我知道父亲的潜台词在说他年轻时的经历。“文革”前，父亲二十来岁就当选了生产队队长，铆足了劲带领生产队员大搞社队经济；因为冒进，“文革”中被罢了“官”，还被扣上了“走资派”的帽子。2002年，我到金沙工作，逐步走上了行政岗位，父亲多次叮嘱我“要善待同事，善待百姓”。
此时夜已深，窗外的天沉得很，偶有流星划过，转瞬就没了踪影。我不知什么时候能梦到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