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五十年
就像母亲会给人留下很多记忆一样，母校也是如此。
时间要回到50年前，而首先浮现在脑海里的是校门前的操场。操场不在校门内，是因为学校在农村中，操场与农民共享，时常可以看到农民晾晒的稻谷或玉米。那就是一块原生态的地皮，如果不是因为我们踩得结实了，撒上种子是能长出庄稼的。而因为没有庄稼，所以晴天一片浮尘、雨天一片泥泞。尤其是在雨天，我们把操场上的泥土带进教室，教室就有了操场的印记，成了上不成体育课的慰藉。当然，更多的时候，操场上人头攒动，放两堆衣服做球门，就可以踢足球；抱些稻草铺在地上，就可以跳高；打篮球的从来不嫌篮板破旧；练田径的从来不嫌地不平。也就是在这块操场上，我跨了人生的第一个栏——100米低栏，但教我的不是体育老师，而是数学老师。
学校的鸟真多，有麻雀、乌鸫、伯劳、白头翁等。它们一天到晚叫，从这个枝头到那个枝头，有时还站在教室的窗台上。学生们，特别是男同学，对鸟感兴趣的大有人在。口袋里藏着弹弓的人，眼睛早就瞄着鸟，想象着它落下来时的情景。也有想捕捉幼鸟的，会从老鸟飞行的轨迹中猜想着在哪儿找到鸟巢。也就在某一个星期天，我和同学扛着梯子第一次上房，掏了一窝麻雀。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鸟有兴趣，但几乎所有的人都对学习不感兴趣，上课只是为了等待下课的铃声。
所以，在那个年代，我们这些学生是很少有人把心思放在学习上的。有把癞蛤蟆放在女同学抽屉里，引起尖叫的；有把作业本撕下来，叠成纸飞机，射来射去的；还有在教师板书时，从窗口翻身出去，不知去向的。
但就在整个教室常常乱成一锅粥时，只有一个人，那个在讲台上的人还在娓娓道来，或者在教育我们如何才能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或者在演算着（X＋Y）的平方等于多少，或者在给我们分析鲁迅的小说《药》……他们不是没有对我们发过火，也不是没有苦口婆心地开导过我们，但是面对我们这些无可救药的学生，他们觉得唯一能做的就是仍然站在讲台上。他们是不是觉得放弃了讲台，就是放弃了我们，放弃了一切？所以，他们像一棵棵树一样守在那儿，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好像要为我们这些冥顽不化的孩子们挡住些什么。他们当中有教我们政治的强老师、孙老师，教我们语文的吴老师、周老师，教我们数学的冒老师、胡老师，教我们物理的马老师，教我们英语的刘老师，教我们体育的丁老师……有一位大科学家说过，教育就是忘记了在学校所学的一切之后所剩下的东西。我剩下的就是上面的点点滴滴，尤其那些坚守在讲台上的我的老师们。
我的母校叫“如皋城南中学”，我在那儿读完初中和高中，一共五年。